老年人与地方营造： 一项跨学科灾后社区重建的行动研究
中国正在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2019年65岁及以上的人口约有1亿7千万、占总人口12.6%。无论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总被表述为负面的，比如“作为负担的老人”。然而，四川雅安的灾后社区重建项目却挑战了关于老年意义的主流话语，面对地震时，老年人并不是被动地等待或接受外来援助，而是积极地参与到社区重建之中，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社区蕴含丰富人文价值的资产，且有能力贡献于社区发展。本文立足于一个跨学科的行动研究案例。在这个案例中，社会工作者与村中老年人合作，将在地民众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技能融入社区灾后长期重建中，推动了社区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的是，项目凸显了老年人的积极贡献，修正了传统的价值偏见。关键词：地方营造 灾后社区重建 参与式设计 老年人 积极老龄化古学斌，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中国研究与发展网络中心、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教授；一、引言
行动研究在四川灾后重建的背景下展开。2013年4月20日，一场7级地震袭击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这场地震造成196人死亡，11826人受伤，其中，968人重伤，21人失踪。处于偏远山区之中的芦山村民面临着艰难的重建和恢复。面对芦山地震，香港理工大学、四川农业大学、中山大学组成了一个跨学科行动研究团队（包括社会工作教育者、建筑设计师、一线社会工作者）赶赴地震灾区，考察当地社区从紧急救援到灾后社区重建阶段的各类需求，并通过社区环境与物理空间的重建，提升归属感和认同感。于是社会工作团队与与建筑师团队合作，共同去探索和设计一个另类（alternative）的灾后社区重建模式，以提高地震灾区留守群体的生活质量。在这个行动研究中，受到两个重要概念指引：“积极老龄化”（active aging）和“地方营造”（place making）。“积极老龄化”提供一个理解老年人与社区合作、发掘优势的机遇。地震来临时，他们并不被动等待救援，且在灾后积极参与社区重建。他们身上蕴含着丰富人文价值的资产（human/cultural assets），且为社区发展做贡献的能力。“地方营造”则提供了一个实用性的空间视角和方法，其过程注重推动一种不一样的参与式空间设计与建造。本文展示了一个跨学科行动研究案例：社会工作者与村中老年人合作，将在地民众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技能融入社区灾后长期重建中，由此推动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的是，项目凸显了老年人的积极贡献，纠正了主流话语对于老年人意义世界的消极诠释。二、老年研究的辩论：是被动接受者还是积极老年人？
大量研究显示，中国老龄化速度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Wang & Mason，2007）。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低死亡率及1980年代到2016年期间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于宁,2013；Wang，2016）。据统计，2019年末大约2亿5千万人年龄达到60岁，占总人口比重18.1%，其中1亿7千万人超过65岁，占总人口12.6%。中国政府预估，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社会，超过65岁的人口将在2050年达到3.3亿约占总人口的1／4，高龄退休人员抚养率也将在2050年攀升至高达44%（Huang，2013）。而目前大部分关于人口趋势的讨论都集中于老龄化社会对经济发展负面影响。正如白雪和其他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快速老龄化人口”是造成“长期财政负担”的重要原因（Bai，2014；Bai，Lai & Guo，2016）。主流论述往往集中于讨论老龄化减少劳动力、减缓经济增长、增加政府支出等负面效应。同时，政府也常常将一个老龄化社会诠释为“世界末日般的人口结构（apocalyptic demography）”,认为其会导致退休金的问题并减弱中国未来的竞争力（Gutman，2010；易勇、风少杭，2005）。除了政府，许多老年学家、医疗专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也毫无批判地接受老龄化的主流论述，承认变老就是一个逐渐衰退并变得体弱多病、脆弱无助的过程；认为老龄化社会将给中国在医疗、卫生保健、社会福利服务和社会治安各方面带来严峻挑战（侯立平，2007；于宁，2013）。这类观点通常立足于生物医学立场——生物医学在中国几乎已成为老龄化最权威性的解释。然而，在现实中，老年人是非常多样化的群体，许多学者（Biggs&Powell，2001；Powell&Hendricks,2009;Baars,2012;Baars,Dohmen,Grenier,&,Phillippson,2013）已经对生物医学的观点提出异议，指出其只是将老龄化当作一个同质化的社会现象，并将高龄简化为无法避免的身体状况的衰退（Kwok & Ku,2016）。对此，笔者赞同Alwin（2012：209）观点：生物医学观点没能考虑到“人类发展和变老是一个有得有失，同时涉及多元维度和多个方向的增长（或变化）过程”。这类生物医学的角度不仅将人类老去的过程从不同文化背景的真实生命经验中抽离，还忽略了社会和政治世界的宏观发展对个人生命过程的影响。相较于生物医学的解释，部分学者认为老年人依然是“有生产能力”（productive）的人力资源，因此倡导增加高龄人口的劳动参与。Bass、Caro和陈永平的研究指出，“生产性老龄化是指无论有偿与否，老年人进行生产和服务，或者发展出生产能力从事的任何活动”（Bass，Caro & Chen，1993：6）。一些华人学者也用“生产性老龄化”（productive aging）鼓励老年人增加社会参与，指出社会也应该“通过工作或其他活动释放出老龄人口潜在的人力资本”（Basten,Yip & Chui，2013）并“充分发掘老年人和最大化他们的人力资本”（Chan & Liang，2013）。但是，笔者认同Walker及Aspalter等学者。推动老年化（promoting aging）不应该只局限于经济方面（Walker，1993、1994；Walker & Aspalter，2015），老年化应该有更多的内涵和面向。“积极老龄化”理念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其强调了健康与社会活动之间的关联度。根据WHO（2002）定义，“积极老龄化”将老龄化从就业与生产力上转移到一个更整全的视角。较于“生产性老龄化”将没有能力工作或选择不工作的人边缘化，这个新视角考虑了利于老年人福祉的多方面因素，包括生活品质（quality of life）、身心健康和公众参与等。WHO从老年人的健康、独立和生产能力（productivity）等多方面来看待积极老龄化，并将其定义为“为了提高人们在年龄增长过程中的生活品质，不断优化人们获得健康、公共参与和安全的机会的过程”。因此，“积极”这个概念不只是意味着鼓励老年人持续参与到生活的不同方面，更是认可他们的能力及他们对其关系网络和环境的贡献。通过强调自主性和参与性，“积极老龄化”冲击了以往对老年人被动和依赖的看法。三、社会工作、老年人与地方营造
在社会工作中，虽然社区发展的研究有较长历史，老年人在社区发展中依然是被严重忽视的（Austin，DesCamp，Flux，2005）。受生物医学模式影响，传统的老年社会工作实践主要聚焦在高危而脆弱的个体、老年人的照料及其家庭上（Keigher,Fortune，Witkin，2000；Schneider，Kropf，Kisor，2000）。即使赋能导向（Cox & Parsons，1994）和能力为本的实践（vital-involvement practice）（Kivnick & Murray，1997；Kivnick，Stoffel & Hanlon，2003）也主要是关注脆弱老龄群体。社会工作实践的主要领域，包括精神健康、居家照料、老年痴呆看护和安宁护理都是关注老人的脆弱性（Braun & Browne，1998；Proctor，Morrow-Howell，Li & Dore，2000；Toseland et al.，1999）。然而，近些年来，老年人已经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社区发展的积极主体。正如Austin等人（2005:401）所言，“随着健康老龄人口不断增多，是时候将老年社会工作实践的范围扩大并超越对残障和照顾的关注了。”一个更广阔的老年社会工作框架正在形成，包括社区发展和志愿服务的新方式。在积极老龄化框架引导下，社会工作的社区实践开始强调老年人的参与机会、贡献、能力和选择(Dyck-wald，2000；Freedman，1999；Morrow-Howell，Hinterlong & Sherraden，2001；Walker & Aspalter，2015)。老年人有多样化的背景和经验，通过社区能力和资本建设，他们完全可以参与多种多样的社会活动（Center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2005）。在社会工作中，社区发展实践可以推动建立一个老年人友善社区（Age-friendly Community）。在这个社区里，老年人是有价值的、被尊重的、被赋能的，更是能真正地参与到社区发展当中的。老年人参与（elderly-engagement）是一个重建社会资本的很好机会，可以促进社区关系及邻里连结的修复（Putnam,2000;Siebert,Mutran & Reitzes,1999）。这本来是过去社区社会工作实践的重点，却在今天很大程度上被遗忘。笔者在四川雅安灾后社区重建的社会工作实践正是被“积极老龄化”这一概念所激励。当工作组到达项目村时，就发现村里的留守老人是社区重建唯一人力（manpower）来源，于是决定将这次行动研究界定为积极老龄化项目，主要目标是去发掘老年村民的优势和能力，在社区重建推动老年人的充权和培力（empowerment）。此外，因为灾后重建的背景，地方营造（place making）成为这次行动研究的另一个关键概念。在灾后社区重建中，空间干预（spatial intervention）是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领域（Ku & Dominelli，2018）。为了实现灾后社区重建中的空间正义（spatial justice），研究团队采用“地方营造”的理念。这里的“地方”不只是物理空间，而是一个社会性空间，“地方”蕴含在这空间活动的人与空间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在设计专业领域，“地方营造”是一种以人为中心进行规划、设计和管理公共空间的行动模式。因其注重社区为基础的参与，笔者认为地方营造同样适用于社会工作实践。根据公共空间计划（Project for Public Spaces，即PPS）的定义，地方营造是一个协同共创（co-creation）的过程，人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塑造其公共领域从而最大化共享资源与价值，它旨在“把激励人们共同想象和再造公共空间作为每一个社区的核心”(PPS 2018)。地方营造能够充分运用在地资产、灵感与潜力，为人们的健康、幸福和福祉创造优质的公共空间。不仅如此，地方营造的12个关键词也与社会工作专业元素不谋而合，我们共同强调实践是：——社区驱动的（community-driven）；——考虑功能先于形式的（function before form）；——专注于创建目标的（focused on creating destination）；——脉络特定性的（context-specific）；——跨学科的（trans-disciplinary）；——转化性（变革性的）（transformative）；——社会性的（sociable）（PPS，2018）。因此，跨学科灾后社区重建行动研究项目遵循地方营造的过程，去看、去听、去向当地人学习，理解当地如何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生活、工作、休闲和互动，从而发现其需求和期待。之后，将这些信息融入项目的设计里，用来创造一个大家共同的愿景和工作计划——从细小而可行的改善开始，逐步演变为一个大的实施方案，通过公共空间的打造提升社区的生活质量和福祉（PPS，2018）。本文将详细地呈现这个参与式行动研究项目的过程。在这个项目中，社会工作者和环境设计师采用地方营造的概念，与村中老年人共同设计和建造一个名为“社区厨房”的公共空间。四、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这个灾后社区重建行动研究项目由一个专业的团队推动，项目团队由社会工作教育者、建筑师、一线社会工作者和村民组成。研究团队多年来皆运用参与式行动研究的方法推动灾后社区重建工作，在此项目中也继续沿用了该方法。参与式行动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PAR）方法非常适合社会工作研究，因为其理念与社会工作非常匹配（古学斌，2017），希望通过专业介入、增能参与者并促进持续而民主的知识共建过程，从而践行社会公义。参与式行动研究一直被认为是有效的研究策略，透过转化性的行动去增强和支持社区能力的成长和改变，从而创建一个公义的社会（Greenwood & Levin，2007；Reason & Brad-bury，2008；Small，1995；Vickers，2005）。PAR包含了知识共创、意识提升的教育和赋权行动（Park，1999；Reason & Bradbury，2008；Small，1995）。PAR强调研究过程中与当地民众建立完全的合作伙伴关系（full partners），当地民众是否成为研究合作伙伴也是行动研究成果的关键（Gaventa，1988；Park，1999；Schruijer，2006；Small，1995；Streck，2007）。PAR认为在地参与者（包括农民/穷人/边缘群体）是“知识的拥有者”（Knowers），并认可他们知识和经验是有价值的。专业研究者应该在研究过程中放下他们“专家”身段，甚至有时要放弃拥抱的专业技能（Ku & Kwok，2015、2015）。鼓励当地参与者看见和珍视其自身拥有的知识和能动性，与专业研究者共同行动，一起去共创知识和解决社区问题方案，彼此形成一种互惠的关系（Kesby，2000：424）。在这个项目中，研究团队先用近1年时间熟悉当地社区，与社区成员建立关系并了解社区需求。之后，组建一支有社会工作者、人类学家、建筑设计师和产品设计师参与的跨学科研究团队，并由他们回应社区重建中的空间与环境议题。在行动研究框架下，提出以下行动研究问题：——什么样的社会工作干预创新能被应用到灾后社区重建中？以上问题必须在行动中才能找到答案。这次PAR项目由4个阶段组成：①辨识问题、需求和优势；②提出行动计划；③实施行动计划；④评估行动的效果和影响。不同于传统方法，在行动研究中，不同资料收集的方法会在不同行动阶段使用。在第一阶段，研究团队为理解地震后人们最真实的生活经验，以及对社区进行需求评估和优势识别，便用不同的策略去发动当地人参与社区重建的各种活动，并记录这个过程。具体是采用参与式观察、口述史和资产评估（asset-mapping）了解社区的需求和优势。在行动的每一个阶段，社会工作者都会使用焦点小组和工作坊组织村民开会，促进团体讨论、探讨想法和制定行动策略。在开展社区活动时，从参与式观察和非正式反馈搜集到的信息会被记入田野笔记。研究团队还会组织社区会议（public meetings），让更多人有机会表达和分享自身的感受。为评估行动效果，每个阶段都对当地官员、村干部和不同年龄组（儿童、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村民）的代表进行深度访谈。研究团队将田野笔记和反思记录到日记中，也培训当地人搜集和分析数据。不同于传统研究，PAR的资料分析是在每个行动阶段进行，是一个持续不断、与不同群体讨论的过程，以及时反思行动，再计划下一步行动。本研究主要分析资料即来自对当地人的访谈、田野笔记及参与式观察的记录。五、老年人与跨学科灾后社区重建的行动过程
为落实这个项目，研究团队立足于X村在地震之后的老年人的选择和行动，不断地发现、建构意义。而X村特殊的文化情境，使得社区空间建设具有反思与合作的精神。研究团队于地震后的第三天到达芦山，那时芦山到处是被地震破坏的房子，S镇是地震中毁坏最为严重的几个镇之一。但到达S镇的X村时，发现其情况跟芦山其他地方完全不同。这个地区人口稀疏，看上去仿佛没有发生过地震一样。但实际上，X村距离震中仅仅约3到4公里。考虑到这里没有什么志愿者进驻，于是决定在这里驻扎下来。通过几次走访，发现这个村的许多混凝土房子无论新旧，都在地震中倒塌，而很多木制结构的老房子依然保持完好。X村，坐落在一个连接成都以北的丘陵和山区的农业谷地中，靠近雅安S镇，距离成都2小时车程。X村有400年历史，90%的村民为杨姓。全村326户1066人，其中，60岁及以上的老龄人群占总人口20%。该村可耕地面积仅29公顷、森林面积580公顷。村民种植有稻子（2-2.6公顷）、甜玉米（11.3公顷）、油菜（8—10公顷）、大豆、红薯和茶（66.7公顷）。X村的河流平原和低洼丘陵提供了优质的农田，在较高的山丘中还分布有一些林业资源。当地风俗、技艺、习惯和传统综合反映了X村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家族、血缘、文化和社会纽带的农业社区，且这里靠近青藏高原，还有一些藏族风味。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和自然灾害对当地产生了多重影响，包括土地所有权的新变化，城镇化带来的农地分割，传统木制建筑村落的破败和萧条，以及一系列流传已久的农业与文化实践、技艺的丧失。同时，农业商品化也导致了传统自给自足农业的边缘化，从而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回报和发展。因此，就像其他大部分中国农村一样，X村年轻人基本都外出务工，当地人口以留守老人和父母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为主。这些老年人和孩子住在一个破败的社区，居住环境堪忧：老房子通风不良，光线暗淡，卫生状况较差，也没有公共空间。自从选定X村作为重建项目的实施点后，研究团队与乡政府和村委会签署正式协议，社会工作站挂牌运行，自此开始，社会工作者与村民一起推动许多社区服务，在达成建一个社区厨房的共识后，建筑师也加入了研究团队。研究的第一个阶段，研究团队在不忽略问题和困难的前提下，运用社会工作所常用的优势视角去识别当地社区一系列资产和优势（Ginsberg，2005；Lohmann & Lohmann，2005；Collier，2006；Salee-bey，2004；Green & Haines，2002）。通过这一视角，研究团队意在“发掘和强调民众的能力、天赋、生存策略、愿景及社区资产与资源”（Scales & Streeter，2003：2）。基于培育农村社区的使命，研究团队努力使当地村民有能力去决定他们自己社区重建和发展的方向，并利用当地资产和资源来确定工作重点。最重要的是聆听社区民众的声音，让他们有机会表达自己的需求并愿意参与到社区重建的行动中来。2014年8月，研究团队招募10名暑期实习的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并动员当地10位小学生和10位老年人参与到口述史的项目中，以了解当地历史和文化，从而发现X村的优势与资产。作为参与式农村评估（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PRA）的重要方法，口述历史被证明是社区需求评估、社区动员和参与的有效方法（古学斌、陆德泉，2002；Slim & Thompson，1995）。口述历史也是一种培育方法，为社会工作者提供发现社区集体经验和记忆的机会，同时社会工作者藉此得以深入地理解社区的过去与其文化遗产的关系。研究团队整个8月份都在开展口述史访谈。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工作实习生与当地儿童和老年人结对在X村进行访谈，由孩子和老年人决定去哪家访谈、跟谁访谈。最终在孩子和老人那里收集到30个故事。在这个过程中，村民都是主导角色——成为专家不只因为语言关系，还因为他们的故事属于自己，且比起外来人更清楚自己的事务和历史。因此，研究团队中的“专家”和“学者”成为学习者，必须仔细倾听当地人讲述：村庄、家族的历史和个人的生命历程；对贫困和发展的理解；在家庭劳动分工和责任中的真实生活经验；与家庭成员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的快乐与沮丧，他们如何处理生活中的困难，等。社会工作学生转译整理访谈资料后发现，X村拥有辉煌的历史。许多村中老年人都提到他们祖先是清朝的高级将领，他们所住的精美木雕的老屋代表了过去的社会地位和财富。从木房子，还可洞见传统建筑的智慧——近年新建的混凝土房子都在地震中倒塌，而木制房屋却屹立不倒，展现了耐用性和抗震性。收集口述史也是一个培育过程。与中国其他大部分地区一样，这里的老年人被边缘化并常常被认为已是风烛残年毫无价值，加上健康状况不佳及与外界社会有限的交往，加深了他们这种无用感和孤独感。但是，当他们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在追溯过去的记忆中重拾了自信，再现了年轻时的功绩，包括参与过解放战争、为建设新中国作出贡献以及其他重要成绩。每当此时，他们脸上绽放出笑容和光芒。正如社会工作者Y所言，“发现老人讲他们故事时充满快乐的表情真是太神奇了。”访谈中，老年人再次看见了自身价值，研究团队也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的骄傲，以及对社区历史、文化的认同。老年人重新发现了对生活的信念，意识到自己是社区一分子，开始愿意再次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当社会工作站建立时，老年人主动地投入到社区生活和传统文化的复兴中，包括举办村里宴会“九大碗”。第一阶段的口述史帮助研究团队发现了社区优势，包括有形和无形的资产与价值，这些都是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础。在行动策划和实施的第二阶段，村中21位老年人参与到社区重建的设计中。为动员社区成员参与到行动计划中，研究团队先建立与村民信任的关系。一开始，社会工作站为留守的孩子、妇女和老年人提供一系列的服务和活动，包括举办孩子的夏令营、给妇女的烹饪课堂和有机农业培训，还有面向所有人的社区学堂。考虑到社区的长期发展，还组建老年人和妇女小组，经常与他们在小组会上讨论X村的未来。通过这些活动，渐渐地，村民们表达出了他们的观点。从中发现，老年人特别关注公共空间，希望为黑暗老院子树立路灯，希望有个可以聚会和娱乐的场所，对于复兴传统文化也非常热情，尤其是社区宴席。研究团队还通过数次讨论来回应他们的需求。老年人们最终共同达成一个可以使X村恢复膳食共享和尊老爱幼的传统的计划，那就是建立社区厨房。研究团队便与村民一起确定社区厨房建造的多重目标，包括复兴当地文化和价值，重建社区能力和自信，助力村民发展新的合作组织，还可以通过开展社区活动提升社区创收的能力。项目目标确定后，研究团队多学科背景成员各自发挥所长投入到项目中。建筑设计专家的加入为环境和物理空间的建立带来专业支持，社会工作者成为连接村民、外在资源和建筑师的桥梁。研究团队中有两名香港建筑设计师K和H参与项目，他们的角色是协助发掘当地建筑的智慧，在参与式设计和共同建造过程中，发挥村民的创造力，提升村民自主造屋的能力。2015年1月，两位设计师走访X村，通过参与式设计方法进行第一轮评估。运用参与式社区发展中相似的理念，设计师和社会工作者很快将村民讨论推进到实质的设计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村中老年人对于地方营造的能动性逐渐凸显出来，成为老师，同时也是房屋设计师和建设者。向民众学习是参与式行动研究的精神，在社会工作者和老年人的帮助下，设计师K几次走访X村考察，通过影像调研（photo survey）获得对村里传统建筑系统和技术的了解。K采用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与村民一起生活一段时间，去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老年人教其当地文化、风俗和习惯，尤其是木制建筑。于是就达成一个教育过程：设计师和社会工作者从当地木匠那里学习传统建筑流程、表层细节处理、技巧和本土材质。根据绿色设计的原則，设计师K还评估了本土的建筑材料，包括发掘一些二手材料（木头、瓷砖和竹子等），它们都可以在社区重建过程中回收利用。研究团队仔细聆听老年人的意见，交流对于社区空间再设计的想法。社会工作者组织数次参与式设计工作坊，创造村民讨论和共创设计计划的机会。工作坊中，老年人积极对设计发表意见。比如村民A说：“我对这个‘社区厨房’说下我的看法，我不喜欢屋顶。除此之外，设计还是很完美的。”村民B也说，“对于这个设计不大同意，因为夏天，我们这雨大风大，我觉得（设计师的）设计没考虑天气条件。”村民C回忆说，“我们最开始不觉得这个工程能够搞起来，但是‘社区厨房’建起后，看上去还是很不错的。”一些村民很欣赏这个设计，比如D就说，“K老师设计得非常好。讨论和修改过几轮之后，在老院子古建筑结构上加入一些现代元素。成品看起来就很好了。”在听取老年人建议后，设计师根据反馈，厘清项目整体构想，校正了临时设计、场地参数和设计的可行性。大家重新界定和评估项目的意图和方向，达成共识，决定优先设计社区博物馆和社区厨房，并在这过程中保持对话和协商。2015年5月，设计师带着修改后的方案回到X村。当时设计理念希望揉合两个元素：建筑可以是“活的博物馆”（living museum），用以凸显村民的工艺技术、技巧和专业；“社区厨房”则是围绕社区共享厨房而建的一个多功能文化空间。当设计师呈现1∶100设计模型时，社会工作者再次组织参与式设计工作坊。在工作坊上，老年人踊跃地表达其对设计方案的看法，此时，各种不同的想法和争论都涌现出来。社会工作者在设计师和村民之间扮演起重要的中间协调者角色，以保证工作坊顺利进行和村民能够集体选择建设方案。这次讨论，老年人主要强调建筑灵活性和适应性问题，强调木制建筑需要与村民习俗和生活方式协调，并恰当反映当地文化特色。但设计师希望在传统建筑上有所创新，于是在工作坊上，社区厨房是否也能适应当地文化生活成为一个讨论重点。行动过程的评估和反思是PAR的重点。社会工作者Q这样描述道，“设计师在调研和搜集意见后做出‘社区厨房’原型，大家讨论了设计的可行性。设计师K受西方传统建筑影响较大，他很熟悉西式建筑，但并不熟悉中国式木制建筑结构。X村大部分老年人是木匠，有的做木工超过50年。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原型在结构和承重能力上并不是一个可行的设计。讨论会上，设计师尽管最开始有些沮丧，但还是虚心地接受了村民建议，并且做了相应修改。最终设计稿通过了。”在整个过程中，研究团队不断地分析村民的反馈，在现场重新评估和调整设计，为了将村中老年人的想法融入到设计过程，与老年人不断地展开更深入讨论项目的重点与难点，并达成了共识：社区厨房应该是多功能的、适应性强的，能够提供一个灵活的场所供村民使用，是村民尤其是老年人喝茶、聊天、聚会、打牌的公共空间。厨房楼上的空间还可以作为小型会议室或公共阳台。从长远来看，社区厨房还要为村民创收。设计师整合项目第二阶段收集的信息和意见，将示意图设计方案做成1∶50的模型和草图展示给村民。新的方案提供3种不同的布局和空间组织方式供选择：结合公共广场、树木、未来的有机花园和露天会议空间；嵌入村民已有的空间语言和环境的3种不同的屋顶；内部布局的空间可以根据村民的需要进行不同配置。这些设计方案强调社区厨房要与老院子的广场连成一体，让其融入村庄的环境和日常习惯。2015年6月，设计师又回到X村，展示修改后的设计方案。在参与式设计工作坊中，研究团队和老年人对不同的方案进行深入的讨论，包括评估每一个选项的潜力和可行性。工作坊结束后，设计师和社会工作者分析村民的反馈，最终产出一个简化设计的解决方案，包括保留意蕴丰富的屋顶，因为它彰显了社区厨房的重要性并将其与周围的房子区别开来。设计师还与老工匠（木匠师傅们）进行初步讨论，以探讨设计实施的可行性。村民希望在中秋节完工，这让时间紧迫起来，必须尽快敲定最终设计方案。2015年7月，研究团队回到X村，同时带来6名建筑系学生。设计师将之前老年人提出的意见融入最终设计过程，将弯曲的屋顶从传统的木结构转变成新形式。社会工作者邀请村民参加最后阶段的设计工作坊（当时房间被村民尤其是老年人挤得水泄不通）。老年人和木匠批评了曲线屋顶的设计和结构。一些村民认为这个设计没有遵循他们的传统；另一些人担心这个结构的稳定性，还有些人干脆拒绝这个方案。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工作者努力协助设计师和当地木匠师傅进行对话，设计师很认真地听取木匠师傅的意见。终于，他们找到了一个技术解决方案，一致同意对屋顶重新进行结构设计。2015年7月到8月，开始正式的修建工作。设计系的学生志愿者、老年人、还有一些依然留在村里的年轻人全都参与进来。第一步是拆老房子。老房子是原先空置并快倒塌的房子，主人已经搬离村里，经过公共空间小组成员和社会工作者一起与房主协商，同意在老房子的位置上建造社区厨房，使之成为村民的公共空间。老年人和志愿者拆掉老房子，回收瓦片、地板铺路石和木材。设计师划定基本尺寸，将柱子放到特定位置来标出修建场地和基石位置。在修建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和设计师主要配合老木匠师傅和志愿者。在木匠师傅监督指导下，运用便携式台式锯、磨床和电钻等工具对建筑物中未经铣削的木材进行成型和框架加工，建筑工匠们用模型作为参考。令人惊叹的是，整个修建过程没有用到一根钉子，只是用木楔子精准地互相嵌合。框架被平整地组装在地面上，并用绳子垂直拉起来（类似于谷仓结构）以确保嵌合的精准性。老年人、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都参与到木匠团队中，大家一起让组装好的框架立起来。事实证明，集体行动参与对建筑物的集体所有权至关重要。研究团队非常佩服木匠师傅的技艺和老年人的集体精神，他们在修建中展现出高超的工匠技艺和合作效度。木匠和老年人连接并嵌合起来的框架。由于是无钉建筑，当木头变干和表层细节完工后，他们还对框架进行了加固。屋顶铺砖由20名参与者在一个上午完成了这项工作。封顶和包括焚香在内的竣工仪式非常重要，它们是祈愿建筑物安全的传统仪式。厨房修建的过程有效地动员了社区尤其是老年人的支持和参与，同时也跨越了许多边界，尤其当香港的学生加入村民的建筑队伍后。这些行动激发了村民的集体主人翁意识和社区荣誉感，也延续了木匠工艺传统。7月下旬，研究团队开始室内设计。设计师希望尽量不干扰到村民自身的意愿，只提供一个初始的原理图（schematic design）。社会工作者向村民介绍这些设计，试图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包括实用性、成本、进度安排。2015年9月的最后施工阶段涉及墙壁、窗户、隔板、天花板和室内地板。地板和厨房墙壁由老年人修建，这项工作难度较大，因为他们不仅面临各种不规则的空间选择、板材定位和安置，还要做厨房区域最终的表层处理（surface finishes）。厨房炉灶及相关设施的搭建也是一项技术性工作。技术熟练的老年人确定好位置后又垒好了灶，然后在炉灶上方的区域做了竹制的通风口、滤水箱、楼梯，又在天花板和上层地板（upper deck）铺了木料。除了玻璃窗和一些细小的修缮，其他修建工作和环境美化包括雨水排水沟、下水道和铺路，都于2015年11月下旬完成。2015年12月，老年人们完成了内部装修美化，厨房最终完工。由老年人和社会工作者组织建造起来的X村社区厨房，于2016年1月正式启用。吸引200多位村民到场。老年人用红灯笼和彩带装饰社区厨房，重现了传统的开灶仪式，比如舞狮和放鞭炮。在仪式最后，两只黄色的舞狮爬上了社区厨房二楼，揭开了写着“崇善楼”的牌匾。村里的宴会持续了一整天，歌谣和欢笑飘满整个村落。老年人都感到非常开心。其中一位老年人告诉社工“我们村好久都没有这样热闹过！”社区厨房除有社区服务功能外，还可以是社区经济的平台，具有在未来实现创收的潜力。在灾后社区重建中，慈善基金的支持时间有限，因此需要发展长远且可持续的村民生计。社会工作者还与老年人先后召开5次会议讨论X村的未来。都赞成建立一个社区厨房管理小组去负责运营厨房。在与老年人讨论后，大家一致同意社区厨房通过向外来参访的人员提供餐饮和服务来增加收入。村民Y说：“地震后，我们就像撒胡椒面儿一样被一点点地帮助。捐助不能解决长远问题。如果你们（社会工作者）帮我们建立一个长期的发展基金，我们可以自己克服困难。”2016年以来，老年人与社会工作站一起组织接待外来参访者、节庆日庆典、培训等系列活动。比如，2016年春节后美国马里兰大学（Maryland University）的参访团，来村里了解中国社会工作和NGO的发展。社会工作者和老年人介绍了社区厨房项目，又同参访团进行了积极的交流。当社区厨房为客人准备了丰盛菜肴时，得到了外国朋友的积极评价。2016年3月，X村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合作提供培训课程。在培训工作坊中，社会工作者和老年人一起帮助中心的培训师引导培训人员去发现X村的自然、历史和文化，并协助他们制作社区地图和资产地图，社区厨房成为培训的基地。在中国传统节日（比如中秋节和重阳节），村民小组会主动地将整个村子组织起来，为老年人提供服务。2016年9月15日是中秋节，村里组织“我们的X村，我们的中秋盛宴”的活动。动员每家每户除年过八旬的老年人外，为晚宴贡献一道菜。晚宴后，还举办篝火晚会，一百多位村民围着火堆载歌载舞。有些老年人告诉笔者，他们找到了“旧时光”重现的感觉。村民Y说，“只有团结起来，才能达成目标，这就是我们的努力。”村民X也说在不同节日举办的社区宴会都很有气氛，她尤其喜欢这过程中人们关爱老年人的方式。一年后，研究团队以评估的方式了解村民如何看待社区厨房的建立。村民E说：“社区厨房为年长和年轻的村民在老院子都创造一个很奇妙的文化体验”；村民D也说：“我们老了，但还是很积极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村里每一个人都应该努力去为老年人、年轻人和下一代建设一个更好的未来。”村民F分享道：“社区厨房对村民是一种激励。它提高了X村和周边人的素质。”村民G指出：“社区厨房提供了一个聚会的地方，在传统节日我们可以共享快乐时光。”社会工作者L观察到：“社区厨房逐步改变着村子。最开始，由社会工作者组织社区服务逐渐转移到由村民自己组织和提供服务，村民最终意识到自己要对村庄负责，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他们还是做到了。”一年半以后，当地社区发生了改变。最明显的就是通过培育老年人使他们成村庄建设的核心，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生活转变和社区发展之中。在这过程中，合作精神不断彰显。六、结语
这个灾后社区重建的跨学科行动研究项目聚焦于一个积极老龄化的成功案例。因震后X村而凝聚起来的老年人、社会工作者和环境设计师的合作，融合了积极老龄化、地方营造和共创的概念和方法，可谓社会工作实践的一次成功突破。经验亦可为其他地方借鉴，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跨学科合作框架，用PAR搭建包括参与式设计在内的沟通平台，凝聚专业设计人员和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知识与在地老年人的本土知识、专业技术与传统技艺的智慧碰撞，通过团队合作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项目成果包括共创的分析框架和文化相关的解决方案，不仅有利于解决一个特定问题，也有助于老年人社区的长远发展。长远来看，建筑环境是维护老年人安康的重要空间。社区共创作为社区参与的一种形式，可以使老年人持续贡献于社会，增加实现积极老龄的机会，进一步使他们获得在身体、心理、社会和精神各方面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的最佳状态。可从5个方面总结出来X村项目的成果和收益：——打造一个包容性社区，使边缘化的老年人被遮蔽的声音再现，并不再孤立无援，从而提升他们的社区参与度。——通过PAR，60位村民积极贡献了技术、劳力和能力，实现了老年人的在地社区培育。——社区厨房作为社会空间重新将村民和他们的传统、土地、记忆连接了起来，再次激活了传统文化，推动了本地的智慧、技艺、手工艺传统和抗震的木制建筑的复兴。——通过多功能、全天候的社区厨房和崭新的合作组织，村民的自给自足能力得到加强，并得以获得更好的生活状态、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及吸引外来访客的创收能力。——村民投身其中的跨学科合作使参与式设计成为现实，并为中国和世界社会工作群体提供灾后社区重建的经验及社区发展模型。总之，本文提供了积极老龄化社会工作实践的具体案例，案例中实现了老年人的健康、参与和生活品质。通过共同创造的社区平台，参与式行动，发掘老年人的优势和强项的作为，证明了老年人也可以是社区发展真正的主体和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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