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条信息，在我们走访的村庄和农户那里或多或少地都得到鲜活的反映。9月10日午后，我们调查的地点是新城镇大堡村。村委会办公室设在村口，有两位来自县府职能局的驻村干部留守。据他俩介绍，大堡村早前位于大约一公里以远的高坡，那里有座明代的古堡。堡前曾有水源，然岁月沧桑，水脉变换，村民吃水不便，30多年前即整村迁至眼下的平地:“时间老长了！” 政府给每家划分了5间房的宅基地，故而村里的房屋连同小院沿村道两旁整齐排列。访谈结束后，我们还去看了看大堡村原址，黄土夯实垒就的古堡依然耸立，断壁残垣已被青苔绿草覆盖。

大堡村原址附近修建了高速公路

大堡村原址上的小庙只剩断壁残垣

*此番调研的村庄并未全部列表。其中，山西右玉县威远镇康平村为移民新村，住户来自镇内16个村，其承包的农地在原住村。陕西榆林市榆阳区长安路街道办事处广济南村已地处榆林中心城区。

**杀虎口村的林地包括退耕地。

我们在驻村干部引领下进村，只见大道两边的马路牙子上坐了些聊天的老人。上前搭话得知，他们家家都种了芸豆，午后天干物燥，豆角容易爆裂，要等早上潮气来临才能下地收获。这恰好给了我们入户访谈的机会，我的访谈对象是张老太。她丈夫姓常，1950年生人，比张老太年长3岁。她没上过一天学，丈夫读过小学二年级。老夫妇育有一女（现年45岁）二子，皆已各自成家。女儿嫁入的村庄距离大堡村十几分钟的电动车车程，我跟张老太对话期间，女儿常女士正好骑车回娘家，顺便也接受了访谈。

常家的大儿子初中毕业学了电焊，跟着师傅去大同打工。后在打工地结婚并生育一子，七年前离婚。四年前，他花费10多万元在大同买了一套50多平米的二手房，与其子（14岁）同住，并独自供孩子上学。买房前，他一直“赁房住”。常家的二儿子现年32岁，也是初中学历。当兵8年，2019年复员，在“同煤集团”所属的右玉煤矿打工。他妻子高中学历，2018年生育一女，一直在家照顾小孩，日前带着女儿回娘家了。

常家的承包地面积62.36亩，出嫁的常女士在此没有承包权。婆家分到的承包地有她一份，由公公经管，她负责家务。常女士的丈夫专事运输，驾驶自家的大货车为雇主运货，每2～3天回家一次。此间，常女士为公公（丧偶）做好饭就回娘家。她们夫妇育有一女一子，常女士毫不掩饰对儿子的偏爱。女儿初中毕业，现年25岁。儿子15岁，在距离右玉80多公里的怀仁县城（市）上初中，一年花销1.4万多元。之所以舍近求远送儿子去怀仁，是因为那里教学质量好、升学率高。儿子每学期学费3700多元，每月生活费600元，回家一趟乘校车60元。女儿在怀仁当销售员，每月工资2400～2500元。她不但在外陪弟弟，领了工资还给弟弟零花钱。为了供儿子上学，常女士婆家既未盖新房也没在县城买房。女儿结婚她不操心，儿子今后在哪里工作，家里就给他在哪里买房。

9月11日上午，走访威远镇康平村。该村距县城3公里，可以说是右玉的一个“橱窗”住宅区。2017年成排新房建成，来自16个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入住。目前居住着97户、219人。居民的搬迁费用为每人4.7万元，个人自掏腰包3000元/人，出资上限是每户1万元，资金缺口由国家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经费补足。村中的水电和供暖管线，皆与县城的基础设施网络相连，住户的室内设施亦与城里的家居大致相当。我们从入户访谈中得到的关键信息，是一些家庭的第二或第三代，在搬迁之前就已常住城市并稳定就业。

我们在村道上遇到的梁老家即是如此。他现年81岁，读过小学四年级；夫人78岁，小学毕业。梁家在原住村有50多亩承包地，出租他人耕种，每亩租金50元/年。二老的家庭属于纯粹老人户，养育的一双儿女早已各自成家。儿子和媳妇常年在大同打工，供给两个孩子大学毕业。20多年前，儿子家花费13万元，在一所公园附近的住宅楼买了一套二手房。现今，梁老的大孙子在上海做设计师，孙女在大同附近教书。梁老的女儿嫁到吕梁离石区，她的承包地份额在右玉娘家，地租收入被哥哥拿走。梁老云淡风轻地表示，培养大学生很贵，谁也不要求儿子还钱。

梁老在康平村得到一个公益岗，每月工资500元，每天只需打扫村内两个路段。他和夫人被评为低保户，2019年每人得到低保金4400元。此外，每人每月还领取居民养老金138元。夫人患高血压，每天帮梁老扫一会儿村道。梁老身板硬朗闲不住，打零工都不愿出示身份证，生怕工头嫌他年老而不雇用。他有时在附近的饮料厂做杂工，有时到香葱公司地里割葱，每天能挣100多元。2019年，做零工挣了3000～4000元。

从常家和梁家的案例不难看出，迄今农村人口自主城市化的进程至少包含三代人的努力：留守村庄一代做后盾，打工一代供子女上学，接受中等或高等教育的一代扎根城市。在进城的代际阶梯上，男性优先获得家族支持。就第二和第三代的购房决策而言，选择的城市从小到大逐步递进。有位来自垣曲（晋南）的京城务工者曾告诉我，已资助镇上开理发店的大儿子在县城买房结婚，还需帮助大学毕业留成都的小儿子支付买房的首付款。

9月11日下午，我们走访杀虎口村得知，外出就业者购房的区位，主要在本县县城、大同及呼和浩特。（笔者通过座谈和搜寻网上统计信息，得知这三地的常住人口规模：右玉县城7万人左右，大同市约345万人，呼和浩特市约314万人。）关于打工一代及其子女在城市的生活，我们访问的留守老人只能说个大概。仅就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得而言，在家乡县城可谓无障碍；而在其他城市，若无当地户籍则不得不额外付款。

杀虎口村原在杀虎堡，位于山西和内蒙交界处，距右玉县城35公里，距呼和浩特市115公里。十几年前，县政府设立杀虎口景区，在杀虎堡下方一公里远的平缓地块，修建了格局与大堡村相似的成排住房，把杀虎口村整体搬迁过来。我们去村委会找到一位村干部老王，对话间即获得包括其扩展家庭在内的村民自主城市化信息：

其一，村里最年轻的劳力是一位年届52岁、负责村委会办公区卫生的女士，比她年轻的人都去外面打工。大约70%的打工者都是“走西口”（杀虎口）奔呼市（呼和浩特），男的做装修工、木工、焊工和小工，女的在工地上搬砖或去绿化队做园林工。只要能找到工作，各行各业都做。

其二，老王的三个孩子都在呼市打工。大女儿36岁，早在呼市买房常住。儿子34岁，在呼市修车，结婚时买的是一手房，面积82平米，总价不到40万元，老王出了30万元。二女儿31岁，丈夫是怀仁县的，也在呼市买了房。

其三，大女儿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二女儿和儿子各有一个男孩。现在养小孩太贵，生育两个的都少。老王家的第三代属于呼市的“外来人口”，都在那里上学。初进幼儿园或学前班时，每个小孩一次交清借读费2.5万元。此后除了与当地户籍的孩子一样交纳校服、作业本和辅导资料之类的费用外，一直到高中毕业，都不用再额外交钱。

其四，老王夫妇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时生育第二胎，按规定罚款360元。由于夫人同意做节育手术，只缴纳了300元。没想到手术后生下二女儿，老王强辩这与医生的疏忽有关，故而获准免交超生罚款。儿女们对老两口很贴心，每次回乡都给他们买衣服带食物。其实老王夫妇花销少，并不缺钱。他认为，小孩养在村里比在呼市经济。可是儿女们都愿意自己的孩子自己带，况且城市的教学质量比农村高得多。

    杀虎口村原址上的广义桥。太阳落山之时，村里的牧羊人把羊群赶下山。杀虎堡脚下坐着3位羊主人，迎接自己的羊只回家。

    杀虎口长城夯土构造，长城左边是内蒙，右边是山西。

与王家儿女的打工迁移经历相比，李老太家还多了一个进城投资建筑业的故事。李老太是1940年生人，丈夫姓刘，比她年长8岁，2003年因急性脑出血去世。老夫妇养育了三儿一女，2020年最大的61岁，最小的50岁。儿女各家都在城里买了房，有的在大同，有的在朔州，有的在右玉县城。李老太共有5个孙子、6个孙女，有的已在城里成家。例如，她的二儿子在右玉县城做建筑商，有两男一女3个孩子。其中，姑娘尚未成婚，两个小子娶亲时都买了房。

综上所述，农村劳动者外出就业，无疑为着摆脱贫穷、谋求土地之外的收入。除了自身和家庭必需的日常生活开支，其经济活动所得一是用于子女教育，即投资于人力资本；二是用于建房或买房，即投资于消费性物质资本；三是购买固定生产资料，即投资于经营性资产。维持生命存活的必需品支出，自然是为了支撑家庭人口的简单再生产。而那三类投资的目标，明显在于家庭人口的扩大再生产：既是为了提高人口素质，也是为了生命的代际繁衍。进一步讲，更是为了切断贫穷的代际传递，实现整个家族的向上社会流动。自主城市化，即为这类流动的一种表现。此间，迁移劳动者一方面获得原生家庭给予的物质和劳务支持；另一方面，还为子女扎根城市充当阶梯。从他们的购房区位来看，选择的城市从小到大逐步递进。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代际城市化的过程中，女性得到的家庭支持远少于男性。

二、与人口迁移相联系的农户资产流转

劳动力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状况。犹如“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继而引发农地和房屋等资产的产权流转，带来了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的提高。在秦晋蒙交界区，我们观察到的交易方式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农户之间、种养业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土地租赁。此类形式的土地流转，有效促进了种植业农户经营规模的扩大。例如在右玉，机械化种植面积在500亩左右的农户已不再鲜见，从而用规模效益消解了“种粮不赚钱”的难题。可是，租约通常一年一签。原因主要在于，租赁双方均借此规避市场风险对家庭经济安全的冲击，例如非农就业机会骤减、农产品价格及土地租金剧烈波动，等等。按照当地农村干部的说法，正是由于租期太短，“谁也不养地，地力普遍下降”。

第二种，以合作社为中介，借助线下产权服务中心和线上产权交易平台，实现农地经营权和房屋使用权的转换。中国乡村建设研究院与内蒙古达拉特旗树林召镇政府合作的产权交易试点，便属于此种类型。9月14日，我们去该镇所辖林原村和东海心村走访参与交易的农户，得知以下信息。

达拉特旗树林召镇林原村里的空场上，新鲜的芹菜正在装运，空气中飘逸着特有的菜香。菜农用拖拉机把成捆的芹菜拉到空场，每斤芹菜售价1元。收菜的人开着大车，以每斤1.4元的价格批发给包头的菜商。还有一位搬运工，因为他在忙，我们没去打扰。

林原村有一处宅院已通过产权交易平台成功租赁，我们还到腾空的房屋和小院参观了一番。那宅院总面积将近980平米，房主老张与村合作社签订了30年的出租合同，租金总额12万元。合作社再加价把宅院转租出去，所得租金溢价95%归房主，5%归合作社。以前村里的房屋租赁惯例，是承租者签订合同后一次支付五年的租金，从第六年起再按年支付房租。如今按照产权交易平台的制度，合同签订后承租者须一次性支付合同期总租金的90%，剩余部分在合同期满时再支付。这意味着，由于合作社的背书和服务，租赁双方皆可拥有长期性的租约安全。作为房主的村民，不仅可以更快地把闲置宅院租出去，还有可能比个人直接交易得到更高的租金收入。

柏盖梁村的人均耕地不足3亩，合作社实行土地统一经营，但为每个常住户留下不足0.1亩的菜地（自留地）。合作社理事长由高书记出任。他是党建活动中能人返乡的典型，此前在榆阳城里经营建筑公司。2014年底当选书记后，卖掉公司一心一意办公事。合作社成立后，他直接从事经营管理，重大决策由股东代表大会表决。

2018年，合作社利用柏盖梁村800亩水浇地试种小麦，效果不佳。2019年，引入榆林一家农业科技公司，套种高粱和柴胡。按合约柏盖梁村出土地和设施，公司出技术，收入五五分成。柴胡两年收获一次，预计每亩净收益1400～2000元。合作社还养殖黑毛土猪100头；引入湖羊300只，计划5年内发展到1万只。为了与养殖业配套，合作社在山地种上了苜蓿。据乡村振兴办公室钟主任提供的最新统计，2020年柏盖梁合作社种植苜蓿500亩、柴胡1160亩。

根据社内收入分配规程，合作社提取净收益的25%作为公积金（其中的5个百分点用于精准扶贫，贫困户所获红利不超过该户所应分红的2倍），75%用于股东分红。2018年，每股分红120元。2019年，合作社收入10多万元，主要用于投资，尚未分红。受访农户并未催促分红，是因为在其总收入中农业所占的比重原就不高。柏盖梁村位于榆阳南部山区，沟壑纵横、农业资源贫瘠，村里80%以上的人口常年在外（参见表1），凭借非农收入为生。

高书记讲道，大约100多户人家在榆阳城里买了房。村里的常住人口以老年为主，60岁及以上的老人都有居民养老金，每月150多元。尚余劳动能力且有劳动意愿的老人有的拿到公益岗，有的给合作社打工。到田里干活的大约30～40人，年龄在50～70岁之间，男女大致对半。男工每日150元，女工每日140元，工资差别由体力劳动贡献不一决定。其实，种植业使用人工的地方不多，种植和收割都用农机。合作社并未投资农机，而是购买农机专业户的服务，耕种费每亩60元，收割费每亩40～50元。只是锄地用人工，因为柴胡田里避免使用除草剂。

与柏盖梁村相比，榆阳区北部平川的小纪汗镇大纪汗村和井克梁村不但农业资源相对充裕（人均耕地10多亩、人均林地10～27亩），还有煤炭资源。农民既经营自家的种养业，又去工厂式养殖企业或煤矿上班，故而80%的人口常住村庄（参见表1，个人案例另文展示）。受访村书记言说，已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但未实行统一经营。

李镇长手里拿的就是柴胡。2019年，柴胡籽1斤售价20元，1亩地产量1000斤。2020年，柴胡价格因防疫翻番。　金成武｜摄

以上案例表明，土地三权分置，为活跃农村要素市场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础。土地流转的广泛程度和流转方式，与特定地域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及农村劳动力转移和自主城市化状况密切相关。调研地区的政府在推进农村集体产权改革、落实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依据不同地域的多样性，顺势而为创造保障要素交易安全的政策环境，为农民自主决策发展生产留下了余地。

（2020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