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辉一家1975年-1976年在厂门口留影。（徐辉供图/图）

无意间看到一组上海内迁长安的“红旗手表厂”照片，一时脑子迷离、记忆回闪翻腾。逐记下几笔，颇多黯然和感触。

家父曾在这个厂里工作过一段时间，1974年左右，我少年顽闹，背着大人下河游泳，为在光屁股交的同伴中逞能，常爬上大石头上高处跳水且越攀越高，既没有人教授，也不知河水深浅能否承载，从十多米高处跳下是常事，只为赢得同伴的喝彩。

不知是长期河水浸泡，还是从高处跳水伤及左耳膜，发展为慢性中耳炎，故休学一年在西安第四医院治耳。因耳病无需住院，一直就住在红旗厂父亲的宿舍里，方便就医。

对红旗厂的记忆是，当时厂子是西安城的时髦标杆，因为厂子是从上海内迁的，手表凭票方能购买到，记得父亲用手表票淘换了“永久”自行车和“凤凰”缝纫机票，家里便有了早年鲜有的“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收入微薄，能凑足这些家用，足见家父的持家能耐。

由于是计划经济，厂里工人收入较西安当时属高端，且多为上海人，生活习惯和家用服饰多来自上海，颇为那时还较为闭塞的西安人艳羡。而上海产业工人的手工水平也是高得惊人，当时就流传着一个传说：同样的手表零部件，用同样的时间，由上海工人所组装完成的手表，试验时从四五层高楼上扔下来，表壳已经摔碎，可表的走针却分秒不差。而同样条件由当地工人组装的手表，摔下来后，一般就是一地鸡毛。这既有上海产业工人的手艺水平，又有上海工人的自豪。

而对红旗厂记忆最深的则为吃——有次父亲的一个工友打赌，一顿饭吃掉两斤干挂面和二两一个的馒头四五个，赌注就是免费吃掉的食物本身。

另一次是大冬天，一个叔叔干吃掉了两块生豆腐，少说也有六七斤，记忆最深的是他吃到最后冷得发抖，一大勺一大勺地往嘴里倒干辣椒面子，赌注则是一斤白皮点心。

而我对父爱的理解也是相关于吃——长安米少，而南方人又喜食大米，厂里食堂和国营饭馆鲜有米饭卖，而自由市场已绝迹。附近胆大的村民就起大早，偷偷用一种特别的小推车推着蜂窝煤炉子，上面放着搪瓷缸子，缸子下面是蒸米饭，上面是一点菜蔬。厂里的工人怀揣一个饭盒，悄悄到跟前交钱，一缸子冒着热气的米饭就扣进饭盒，工人便把滚烫的饭盒揣进怀里迅疾离开，过程之紧张急促，犹如特务接头交接情报。

父亲可能怜我生病，常起大早给我买这种米饭吃。最好吃的是新稻子下来，村民把从稻田里抓到的鳝鱼放在缸子里的米饭上蒸熟，鲜香油汪，煞是解馋。偶尔我也作假让父亲吃，他总是愠怒：黄鳝腥气重，爸不像你嘴馋，啥死猫烂狗的都能塞进肚子——我咽不下，快吃!油腻物凉冷吃了伤肠胃。

父亲吶，惜哉您活着时并没有看到儿子的感恩，父子之间情感表达鲜矣。

后来我到长安一中读书，出头打架不负儿时的绰号“娃狼”——现在想起，只能暗自庆幸，年少血气旺，屡屡出手见血而没出大事，幸甚。而真正意义上的群殴对打的对象，多为已改名“蝴蝶手表厂”的青工和子校的学生，那是一个《少林寺》和《加里森敢死队》流行的年代。

而到了1987年，我供职陕西省文联的《民间》杂志社，写的第一篇长篇报告文学，就是采访蝴蝶厂厂长李云殿，他是一个大能人，把这间厂子经营得全国闻名——赞助寂寂无名的国家女子游泳队，使得该队在两年多后一举夺得世界冠军。他的名言则是——穷帮穷，一定成。

而工人们的日子也是最为鼎盛红火，可因为人事内斗，弄得他勾鞋顾不上拾帽子——我在厂里采访时，因他看到厂里的潜在危机，就四处考察为厂子转型准备。而厂里就流行起如此的歇后语：李云殿出国，打一电影名字，答案是——《虾球传》（瞎球转）。

颇感慨那个时段，我采访时亲见北欧商人当着我的面对在抗战时当过儿童团长的李云殿说：“李厂长，您若在我们那里，就是一棵摇钱树。”他的结局尚算差强人意：年近六十，举家迁往珠江三角洲，去为一家外国厂子作生产厂长。

多年后我再到厂子，偶遇熟识的工人，他们在附近的农村打短工，多怀念李云殿主政时的辉煌和红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