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才发教授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二级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民委首届有突出贡献专家，广西民族大学特聘“相思湖讲席教授”，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民族法学学科团队领衔人，博士生导师。

　　群众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出发点

　　宋才发

　　一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最基本的观点。

　　历史唯心主义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观点出发，认为历史是帝王将相和英雄豪杰禀承“上帝”旨意的结果，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就曾把杰出人物的有意识的行动看作是历史事件的主要动力。19世纪英国的托·卡莱尔（1795—1881年）就曾指出：世界史即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创建业绩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在地球上建功立业的伟大人物的历史。他甚至认为“整个历史的过程不是由活生生的人民群众……本身的发展决定的”，人民群众不是历史的主体，那些伟大人物才是“全部世界历史的灵魂”。其目的在于“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德国的尼采则鼓吹个别“超人”的“权力意志”决定一切，把人民群众视为“一堆任人使用的无定型的材料，是需要雕刻家加工的一块石头。”这种“超人的权力意志论”，后来成为希特勒称霸世界实行法西斯专政的理论依据。

　　历史唯物主义，恰好相反，它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出发，认为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人民群众则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的主体，是基于下述历史事实做出的理论概括：（1）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前提和基础。因为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而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主体，当然也就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2）人民群众是推进社会历史的巨大动力。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这个运动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生产力的若干要素中，第一个起决定作用的要素又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者。（3）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在阶级社会中，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不可能自发地实现，它只能通过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者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革命斗争来实现。因而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各个时代的社会变革的主力军。恩格斯就曾明确地指出：“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甚至连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4）人民大众的利益和需要决定着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人民大众的利益和需求是一个由无数人的利益和需求组成的相互交错的综合力量，它对历史发展具有指向性。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至今发生过的一切运动都是为少数人的运动，或者都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为绝大多数谋利益的独立自主的运动。”这就指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方向，违背了它就要被社会历史所淘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历来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视为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观点。

　　人民群众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根本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否定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观点和庸俗的思想家们的言辞进行了有力的抨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的人。”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来源于实践的无产阶级，改变现实不合理的世界秩序，也只有靠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劳苦大众。为此他们提出：无产阶级不仅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消灭私有制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的解放包括全人类的解放。也就是说：“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便得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的结论。或者说：“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在论及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实践和运动的时候，他们又进一步指出：“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以生产工具为出发点”的。生产工具是衡量社会进步尺度的指示器，因为在这里蕴藏着广大劳动群众的创造性劳动，包含着他们世代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剥夺剥夺者”的理论就由此萌发了，劳动者做劳动的主人、劳动者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资产阶级的理论，也就从这个“真正基础和出发点”找到了实在的根据。所以，“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和交往的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天荒地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作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共产主义所建立的制度，正是这样的一种现实基础。”从而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论证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方面的决定作用和工人阶级的特殊的历史使命。

　　“群众路线”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在我国的具体贯彻。刘少奇同志在《论党》中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群众观点作了这样的概括：“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负责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我们同志有了这些观点，有了坚固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群众路线”的本质涵义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群众意见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贯彻下去。我们说群众路线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在中国的具体贯彻，根据有三点：（1）充分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新社会的主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坚持这一基本观点，就要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因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人民群众是建设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主力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群众是“大地”和“母亲”，党只有依靠人民才有战无不胜的力量。（2）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只有人民群众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必然导致对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提出变革的要求。这种变革社会的历史需要一经产生，劳动人民又会立即成为变革它的主力军，由此推动生产力的更新和社会历史向前发展。（3）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前提条件。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党是在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中产生、发展、壮大起来的。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党一天也不能生存。”这是科学的概括，也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之所以能够建立敌后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府，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人民群众支持的结果。毛泽东同志曾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只要动员了数万万人民，日本帝国主义就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吼也要把它吓一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解放战争时候，千千万万人民群众支援前线，仅淮海战役中，山东、江苏、安徽等省的支前民工就达225万人，担架7万多副，大小车41万辆。陈云同志曾形象地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把政权交给了共产党，由党代表他们执掌政权。所以毛泽东同志曾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我们党就是这样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和群众观点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并形成一条无产阶级政党同人民群众建立正确联系的路线的。

　　二

　　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的基础。我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依靠全体劳动人民来共同管理国家。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指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劳动者来管理国家。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一个党所能实现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共产党是国家生活的领导者，不是统治者，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来领导国家生活的。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只有集中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才有可能同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吻合，党才有可能实现正确的领导。也只有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得到不断的完善和补充。这就是说，人民群众既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对象，又是党实现领导的基础。如果把党的领导者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公仆”与“主人”的关系颠倒了，或变成了实际上的统治者和被统治的关系，那么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党同人民群众关系的本质要求，从根本上动摇了党的领导的基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忠实代表，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坚持群众路线是坚持思想路线的首要前提。如果说“实事求是”路线是思想方法的总原则，那么群众路线就是实事求是这一原则在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方面的具体化。从实际存在的事物出发去求是，就是从人民群众实践的现状出发，在群众实践的过程中去探求事物发展的规律，离开了群众路线就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说过：“什么叫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又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创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群众路线作为一般的认识论原理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内在结合，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大贡献。它集中地体现在四个一致性上：（1）“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发展过程的一致性；（2）“从个别指导到一般号召，又从一般号召到个别指导”的领导方法与“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思维过程的一致性；（3）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为群众的利益服务与认识从实践开始并为实践服务的一致性；（4）群众利益原则与真理的实践标准的一致性。历史经验证明：凡是脱离群众、违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则，就必定要犯严重错误。

　　群众情绪是领导决策的客观依据。人民群众是领导活力和正确决策的源头活水，在中国凡是正确的决策都是人民群众意志、情绪的集中体现，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善于体察群众的情绪，使党和政府的一切决策和措施都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也是重要的政治领导艺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把群众情绪作为第一信号，把它作为决策的客观依据。群众情绪最基本的是反映他们的切身利益问题。诚心实意地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是领导者决策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就在于它确实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治穷致富”的钥匙，使国民经济大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大改善。还是列宁说得好：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群众情绪是广大群众对现实的一种直观反映，由于它从来就不经过修饰和加工，所以它往往不那么规范、雅致，不那么有条理和入耳，有时甚至很粗糙和尖刻。但是，正是这些逆耳忠言，才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的本质。必须指出，我们强调群众情绪的重要性，决不是在鼓吹崇拜群众的“自发性”，并不要求决策者去迁就少数落后群众的意见。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依靠先进，提高中间，争取落后，历来是实现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在组织上应当采取的方法。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都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然而“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的原则，害了慢性病。”这就是说，党不仅要依靠群众，而且要教育和引导群众前进。在当前的情况下，加强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的关键在于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发挥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只要我们能够真正做到这些，群众就会更加信赖我们，就会把心里话讲出来，我们就能由此而减少决策的失误；以至达到在群众自觉的批评、帮助和监督下，减少我们实际工作的盲目性和实施决策过程中的失误。

　　三

　　执政党能否坚持群众观点，切实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关系到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回答黄炎培先生关于共产党能否跳出历史上的政权由盛到衰的“周期率”时，就曾满怀信心地预言过：中国共产党有能力跳出这个周期率，因为我们党已经找到了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这条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40多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已经证明，毛泽东当时的预言是科学的。在当前这个国际政治风云变幻、国内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关键时刻，可以说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又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又回到了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考中。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件。可以说，它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重振党威、全面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一个重大决策。只要全党同志切实遵照执行，上行下效，我们今天同样有以新的实践和新的精神风貌，证明我们能够摆脱这个“历史周期率”的困扰。

　　必须正确地处理好党的领袖与群众的关系。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重要职务而被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集团来主持的。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观点之一。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并不减少领袖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就曾用爱尔维修的话说过：“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现代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使我们更容易认识领袖、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他们各自的地位。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在大生产、各项技术工程中，总设计师、总指挥的地位的重要性。在领袖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上，关键不在于要不要领袖和权威，而在于不能搞“权威主义”或“新权威主义”，不能把领袖神圣化、特殊化。正如恩格斯所说：“任何一个身居高位的人，都无权要求别人对自己采取与众不同的温顺态度。”他在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中还说：“首先请您不要称我为‘导师’。我的名字就叫恩格斯。”在当前，党的领袖集团尤其要树立公正廉明的形象，树立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坚持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在对待领袖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上，既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思想，又要反对制造个人迷信、本本主义，以保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必须正确地处理好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正确处理好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里，所谓“干部”是指担任一定的领导工作或管理工作的人员，他们或是由人民群众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或是企业事业单位的群众根据需要聘任，或是国家根据人民的意志任命，其工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个人谋私利；所谓“群众”是指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从事各种行业实际工作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是相对个人而言的。党员干部来自群众、是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领导者、组织者。这就要求干部的一切言行必须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一切活动必须以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然而，理论上的东西往往与现实有不一致的地方。我们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也确有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不能或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表面上代表群众，实际上是在代表自己或自己管辖范围的“小集体”利益，更严重的是有些党员干部置国家政策、法令于不顾，甚至走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近几年干群关系紧张，党的威信下降，主要是这些已经由人民的“公仆”变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的所作所为造成的。要正确处理好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党员干部就一定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疾苦，自觉地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一定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具体地说就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增强效率观念，发扬务实精神，保持廉洁的风尚；一定要针对党群关系存在一定的疏远和紧张的原因，及时地调整政策措施，切实消除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以提高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增强凝聚力和号召力；一定要加强廉政建设和干部政绩考核，建立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在当前尤其要提倡干部深入基层、深入实际。了解基层的情况是作好领导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深入基层作系统的调查研究的精神，习惯于高高在上，凭印象、靠想当然“拍脑袋”办事情，势必要走向群众的反面。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了解真实情况是领导的一项基本功，是领导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基本环节。与此同时，还必须提倡党员干部向人民群众学习。只要全党同志都有这种眼睛向下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赢得人民群众的真实信赖，就能更好地率领人民群众同党一道，共同把社会主义中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

　　原载《阴山学刊》1991年第2期,发表后被《哲学原理》1991年第8期选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