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右派摘帽以后，渴望久违的亲情，带着新婚的母亲，奔向父母的怀抱 ——回到上海。等父亲爬山涉水，踏上上海的十六铺码头，政策已经变了:在外地辞去工作的上海子女，回到上海，一律停止安置工作。

        父亲不得已带着已有身孕的母亲，跟着一帮街道闲散人员，被安排在安徽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下放。

       跟随父母下放到安徽的这一帮人，他们真的是社会闲散人员:有会炸米泡子的老居家、有三清团家属巴玉兰家、有上海普仁大学毕业的老朱家，还有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蓉珍家，还有很多我不认识的人家。

       在我的记忆里，蓉珍非常漂亮。高挑的个子，白净的皮肤，从来都是短发，在耳朵后边纠一个耳朵毛，显得人端庄又精神。

        蓉珍本来不应该是下放子女的，她的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在一家工厂上班，但是她们姊妹多，母亲不会持家，弄得经常吃上顿、无下顿的，让街道干部头疼得很。当时上海的街道干部说安徽是个“锅巴盖墙头，猫都不吃鲤鱼头”的鱼米之乡，我奶奶觉得安徽既然这样富裕，心爱的大儿子能去那里下放，至少有口饭吃，总比大家一起饿死在上海强。蓉珍的父母也是这样被骗来下放的，他们在安徽没呆几年，一家人活不下去，回了江苏原籍，留下她一个人，因为她跟我们邻居成立已经结婚，父母带不走她。我们这些上海下放户，因为是外乡人，备受欺凌，何况她是一个人，一个没有娘家人的媳妇。

        蓉珍她们家原来跟普仁大学毕业的老朱家，住在一个村。老朱家的大儿子朱阿根跟蓉珍年纪相仿，刚好是情窦初开的年纪，天长日久，暗生情愫，两家大人也有这个意思，已经默许这桩婚姻。

        那是个缺吃少穿的年代，加上我们这些上海下放户不会弄庄稼，娃儿又多，就更加的缺吃少穿，只得让娃儿出去讨饭。蓉珍是家里的老大，当然得她出来讨饭。

        我们邻居成立家很富有，因为他的养父是铁匠，周围四乡八里的，就只有他这一个铁匠，生意自然好。蓉珍讨饭讨到他们家，被成立和他母亲看上，不仅給她饭吃，还让她带饭回家。没多久，他们就结婚，蓉珍的父母回江苏，她被留下，一个人孤苦伶仃在异乡。

        成立是个性格爆烈的人，加上蓉珍没有娘家撑腰，自然要被欺负。在我的记忆中，他们两口子吵架，都是成立大吼大叫，蓉珍不敢说话。成立拉着蓉珍的手臂推搡，居然让蓉珍手臂脱臼，这得下多大的蛮力，而且这成了她的老伤，经常复发。一天，蓉珍的手臂又脱臼，像煮熟的面条，软软地耷拉着动弹不得，吊在肩膀上，等成立回来后，三下两下地扒掉蓉珍的上衣，露出两个软软葫芦一样的乳房。成立一只手按住蓉珍的肩膀，另一只手抓住蓉珍的手臂，一阵乱摇，只听见“咔嚓”一声，手臂接好了，就这样不打麻药，硬接上去。只见蓉珍额上的汗珠如雨，眼睛红红的，噙满泪水，却没有哭，但这跟痛得满地打滚有什么两样。

         这桩婚姻不仅违背蓉珍的心愿，也许还违背天意，他们生下来的孩子都有病。大女儿小玉生下来就是蛇皮肤，一身大块大块的干壳壳，脱衣服就往地下掉灰灰。这个病到现在都不好治，何况那个时候。老二小兵是个儿子，一家人稀奇得很，得了小儿麻痹症。这种病在农村，尤其是种庄稼的男人，一辈子出不得大力，真是致命的残疾。小女儿倒叉两腿栽进粪桶里，差点淹死，提上来已经没有呼吸，幸亏有我母亲这个赤脚医生的邻居。我母亲倒起背着她，在门口地坝上一阵跑，把吸进去的粪水水抖出来后，使劲掐她的人中，直到她哇地一声大哭。没有我母亲的急救常识，她的小女儿肯定是救不回来的。

        我母亲不仅是蓉珍小女儿的救命恩人，也是成立的救命恩人。有一年，成立已经是村里的生产队长，他给田里的中稻打完农药，跳进塘里洗澡，本身已经呼吸很多农药，加上洗澡后全身毛孔打开，午饭后就口吐白沫，人事不省。那天我母亲居然没有出诊，该当他的救命恩人。我母亲叫成立的兄弟，把坡上半熟的绿豆弄回来，捣烂滤汁喂下去（绿豆是民间最好的解毒食物）。然后由两个健壮得如公牛的地主子女周家兄弟，健步如飞地把他抬到镇上卫生院。因为有绿豆汁缓解毒性，赢得宝贵的时间，成立捡回一条性命。

        跟蓉珍青梅竹马的阿根一直没有结婚，没钱结婚。那年，阿根的妹妹春节前结婚，嫁到我们邻村，春节时，他们一家人过他妹妹这边串门，来我们两家坐坐。蓉珍高兴地让她的儿女叫朱阿根舅舅，成立看阿根的那眼神啊，多少年后的现在，我才明白，有蔑视、怜悯，更是一种歉意。阿根那个时候正值壮年，穿一件干净的、洗得发白的蓝灯芯绒外套，围一条围巾，清清瘦瘦的一个人，很斯文，一个常年风吹日晒，在地里劳动的人，还能有那份读书人气质、那份讲究，真是难得。可他整个人是“萎”的，仿佛热气正从他身体的这只气球慢慢跑掉，就像我长大后，在电视剧里看到的太监气息。阿根一家如果不被下放，能够多读点书，他一定优秀而有教养的人。

        因为婚姻的不幸，儿女的残疾，加上心里想着阿根，懦弱的蓉珍终于开始反抗。那天，她把大女儿小玉叫到跟前，让她以后照顾好弟弟妹妹，毅然决然地挽着包袱出门。成立回来四处不见容珍，问小玉怎么回事，开始小玉支吾不说，最后禁不住他父亲发脾气，才说出来。成立三弟兄，兵分几路，亡命追赶，在襄安轮渡的候船室找到蓉珍，再晚一会儿，轮渡就要开了，蓉珍就可以远走高飞，可惜没有得逞。

       其实之前成立中毒的时候，蓉珍悄悄地拉我母亲的衣角，不想救他。可我母亲的善良不允许一条能够挽救的活生生的生命，在自己面前消失。就这样，蓉珍一再失去摆脱这桩不幸婚姻的机会。

        照理说我母亲救回他们家两条性命，蓉珍又是跟我们家同病相怜的下放户子女，我们两家人的关系应该非常好，但事实并不如此。成立是那种天生喜欢恃强凌弱的人，经常变着法欺负我们，至今我都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直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情是，有一天午后，成立拿起锄头，要刨开我们家菜园子的墙，非说我们菜园子的墙挡了他的路，其实我们家的地坝很宽，是村里的大路，他就是存心找茬欺负我们。我母亲的性格非常刚烈，心想这个日子过得这么艰难，你还经常三天两头的，无缘无故地欺负我们，毫不犹豫地拿起桥板，举在他的头顶上说:你今天只要敢扒一锄头，你的脑袋就要搬家，我们同归于尽。我死了我们老刘要把他的娃儿养大，你死了，你的娃儿嫩个办，你们蓉珍怎么样？你心里想清楚。正在我们两家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大队的干部们，路过我们家后面的大涠坎去邻村解决问题，听到吵吵嚷嚷的声音就下来先解决。听清楚原委以后，狠狠地批评他，把他搞了个下马威。过后村里的邻居们都说:那么凶的成立，嘿嘿，居然还被小陈（村里人都这么叫我母亲）制服了。

       一个村霸居然被一个弱女子给制服，很没面子。明的不行，他就来暗的。

          有一次，我跟小伙伴们放鹅的时候聊天，放松警惕 ，聪明的鹅们就去吃田里嫩绿的秧苗。成立非常凶悍地，举起扁担打我们两家的鹅。结果是我们的鹅被打死五只，我的小伙伴家只打死一只。我父亲那时候已经在大队当民办小学的老师，要用红墨水批改作业，只有我们家的鹅，背上是涂的红墨水，这样大家的鹅在一起吃草后，各自赶自己的鹅回家，不会混淆，也让成立这个凶悍的人，瞅住机会报复了我们一回。我们的鹅被他打死后，我母亲知道是他在变着法欺负我们，平时容易生气的母亲，这次破天荒没有责备我。

        成立不仅打死我们家的鹅，我们的鸡也被她们吃了。母亲当了大队的赤脚医生以后，经常出诊，家里的事情就交给我二姐这个二当家的，比如晚上鸡回鸡笼的时候要数一数。我二姐到底是孩子，怎么可能记得每天去数，等母亲得空的时候来数，已经少了一只。第二天天亮，就发现我们丢的那只鸡，跟在他们鸡里面啄食（农村的鸡，一般是自己家的一起啄食）。母亲就去跟成立的母亲说明情况，想捉回这只鸡，当然是吵得不可开交，当然不可能捉得回来。但没过几天，他们就无缘无故地杀鸡吃（一般是逢年过节或者是来亲戚，才杀鸡吃），当小玉子端着碗，啃着大鸡腿，心情复杂，充满愧意地远远瞄我一眼（本来我都以为是我母亲记错，要不然就是数错），但这复杂、含义丰富的眼神，让我一下子明白过来，那只鸡就是我家的。他们一定觉得白吃一只鸡太划算，早点吃了更划算。

         这只可怜的鸡就因为跟错队，提前去见阎王。就在这件事情过后没多久，成立的母亲，一个精明强悍的女人，突然毫无征兆地瘫痪。现在想起这件事情，还觉得奇怪，为什么是在吃了我们的鸡以后？也许不是没有征兆，只是那个时候的人，没有文化，更没有保健知识，也不关注自己身体的变化。现在想起来，那个婆婆应该是中风。平时那么能干的一个人，就这样突然瘫痪，既不能操持家务，也不能给他铁匠老头打下手，还要别人照顾她，对他们家来说，真是个灾难。

        在我们快要回四川的时候，成立那天早晨又发疯。拿起刀非要坎我们家的一棵栎树（栎树长得慢，材质好，可以打家具，泡桐树就长得快，材质不好），正在剔树丫子的时候，被我们发现告诉父亲。父亲是个淡泊、宁静，与世无争的人，走出来看了一下，不削与这个蛮狠的村霸理论，说:我都没什么哦，只怕小陈回来不得干哦！但这句话还真管用，加上他们弟兄的劝解，成立不仅停止坎伐，还找来泥巴，把树的伤口糊上，直到现在，我们回忆安徽趣事，摆起这件事情，都要哈哈大笑。

        为什么说成立是村霸呢？我们周家屯的大姓是周姓，但他们是地主的成分，自然不敢出大气，更不敢出头，其余都是单姓，要不然就是我家这样的外乡人。成立三弟兄正值壮年，还有成立生起气来，两只眼睛瞪得如牛眼睛那么大，目露凶光，很吓人的，加上他们继父是人人都要去求的铁匠，他要当队长，谁还敢吱声说个不呢？就这样，这个凶悍的人，成了我们村的生产队长。

        我们村有三个大水塘，塘里喂了很多鱼，每年春节，抽干塘里的水，捉鱼、分鱼，家家户户都有鱼吃，包括我们家，真是一大喜事。尤其是我们这些孩子，欢天喜地围在岸边，午饭都不想吃，学更不去上，生怕错过大鱼出水，被捉上来的精彩时刻。好不容易，村里的壮劳力们，接几个水车，终于在傍晚时分抽干水，巴掌那么大的鲫鱼、白白的花鲢、还有巨大的、十几重的大草鱼，那么雄壮，被丢在塘半坡上，还在活蹦乱跳地扳，我心里多么期待，我家能分到一条大鱼啊！所有的鱼被捉完以后，就掏开塘坎回水，然后成立二弟——成友在那里清塘，他的运气真好呀，不仅捡到几斤小鱼，居然还有一条巨大的草鱼。这么大的鱼，怎么可能看不见，被漏掉，只有一种可能，一定是被人故意埋在淤泥里，几十年后，我才想清楚这件事情。分鱼的时候，成立是队长，自然要分一条大草鱼，就这样，总共才四、五条大鱼，他们三弟兄，就占二条，我家自然分不到大鱼。因为我是小孩，没有听见大人们如我一样的猜疑，还是他们根本不敢猜疑，不得而知。

         1979年初春，我们全家随着父亲的右派平反，回到四川，蓉珍被永远留在我的故乡。我们临走的时候，她分别跟我和大姐说，想要我们家的几样东西，一是我们到四川也要过苦日子，二是我们俩家有着那么深的仇，我和大姐居然都没有跟母亲说。现在每提到这件事情，母亲都要责怪我们，只能是永远的遗憾。

        前些年，母亲带着大姐，回到故乡。蓉珍执意要请母亲吃饭，母亲放不下之前无缘无故受的那些气，执意不吃。蓉珍哭着说:阿姨，你就不见那些气了嘛，都过去这么多年。母亲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的人，自然应允。席间，已经老年痴呆的成立，居然趁母亲不留神，丢一个大鸡腿在母亲碗里，然后低头吃饭。我想，再糊涂的他，一定还记得我母亲是他和女儿的救命恩人，也许是为他当年所做的恶，有一丝的悔意，也许是感谢我母亲，给他和蓉珍一个面子，让他少受一些蓉珍的责备（如今是蓉珍当家，对蓉珍唯命是从）。这一个鸡腿，终于化解我母亲和他的这一世恩怨。

        随着长辈们的慢慢离去，蓉珍俨然是上海下放户孩子们里的老大。她跟另外几家下放户孩子结成干姊妹，这样逢年过节，也有娘家亲戚走动。

       几十年过去，照片上的蓉珍，还是那么高挑、清瘦、白净，七十多岁的人，一点不佝偻，眼里充满平和，一看便知，她已经跟命运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