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准确地说是1997年，我12岁。我记忆最深刻的年份。因为，那年的整个暑假，我们家都靠洋芋维生，没有其它主食。想起那段日子，我的胳膊都会疼，手都会酸。毕竟刮下的洋芋皮太多了，多得可以用手推车拉。为何会出现如此窘境？上世纪末的那些年，处在“乌蒙磅礴走泥丸”的滇东北，发展还较为迟缓。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农耕生活依然还在持续着。耕田还在用牛，运输还在用手推车。这是客观条件。主观因素是我家接二连三遭遇到了生活的磨难。1996年，我家的烟叶在地里生长的不行。许是应了那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吧，我父亲是村里出了名的烤烟好手，对此也一筹莫展。他忧愁、焦虑，想着三个子女的学费，想着来年的开支。因为所有的经济来源都靠烤烟，烤烟没了盼头，艰难度日是可想而知了。年初，我爷爷又驾鹤西去。原本不富裕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爷爷的丧事办完，楼上的苞谷已经吃得所剩无几。紧接着又出现了闹心的事。我们家喂养的三头架子猪突然生病了。原本父母打算把猪再养壮实些，等猪价上涨起来，就卖给那些走村串巷的猪贩子，以便还账，可他们的希望终究还是落空了。起初，我们是喜欢吃洋芋的。那时，没有一日三餐的说法，中午吃洋芋，晚上也是吃洋芋。五口之家，要吃一大锑锅洋芋。吃的感觉都装到嗓子眼儿了，可饿起来快啊。不到三两个小时，肚子就像泄气了的皮球，空瘪瘪的了。可吃得多了，就会烦，就会讨厌。我和弟妹为了不想再吃洋芋，不知挨了母亲多少次打。父亲没有打过我们，可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扫视着我们。至今想来，父亲当时的那种眼神是多么的复杂啊。不仅仅是对几个孩子的失望，更多的是对生活的无奈，以及对自己不能给孩子好的吃食的愧疚……可真正比起吃洋芋来，我们更怕刮洋芋。早晚的一锅洋芋都是分派给我和妹妹。我们刮一锅洋芋要一个小时左右。我和妹妹常常为了刮多刮少而争吵。妹妹有一次问我，哥哥到底吃洋芋什么时候到头啊？我说，等地里的苞谷熟了，就到头了。苞谷在林子里还没有披红挂绿，吃苞谷还早着啊！可即便如此，妹妹还是每天都去苞谷地边看。苞谷稍有生长，她就活蹦乱跳地跑来告诉我喜讯。那些岁月，我们的脑袋瓜子里整日萦绕着的都是关于吃的东西。那些吃的又是那么遥不可及。直到暑期接进尾声了，母亲蒸了一满甑苞谷饭，又炒了半铁锅腊肉，我们的妄想症才开始痊愈。
以后，再也没有遇到那种穷困潦倒的生活。时至今日，那段靠洋芋维持的岁月仍是嵌在我们心里的钉子，一碰就会疼。可我们又多么爱去触碰它啊，它给我们勇气、给我们坚强、给我们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