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问孔子，我这里有块美玉，是把它藏在柜子里呢？还是找个识货的卖了？

孔子说，卖吧，卖吧，我也在等识货的人来买呢。

“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帝王不用，卖与识家；识家不用，仗义行侠。"

这大概就是自古至今“文学圈”的鄙视链了吧。

1 武汉文联

2023年10月8日，第28届釜山国际电影节。

辛爽戴着一只黑色套头帽，走上“2023亚洲内容大奖&全球流媒体大奖”颁奖台，他作为本届最佳导演奖获得者，说了一句饶有诗意的获奖感言：

“我们把火车从遥远的桦林开到了美丽的釜山。”

众所周知，《漫长的季节》就是这列火车，它成为豆瓣5年内国产剧评分最高，斩获了此项大奖。众所不周知的是，《漫长的季节》背后，有一位东北青年作家为这部剧增添许多“文学性”。

这个人，就是班宇。而《漫长的季节》，本来是他2002年发布在《十月》上的一篇小说。辛爽喜欢这个名字，于是被“借”来了。

文学圈近些年比较眷顾东北作家，如班宇、郑执、双雪涛，被称为“东北文艺复兴三杰”，堪比上世纪的“文学陕军”。班宇的《冬泳》、郑执的《仙症》、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用文字直指东北的伤痕：铁西区往事。

双雪涛上过《朗读者》，最早走入大众媒体，央视为其名气背书；郑执上过《岛屿读书》，为余华、苏童、程永新等掌过勺，也算完成了综艺首秀；而班宇的出圈，却是大众关心的话题“事业编”：

“

10月14日，武汉市文联发布的《武汉市文学艺术理论研究所（芳草杂志社）2023年度专项招聘综合成绩公告》显示，班宇、陈春成、王苏辛位列第一、第二、第三名，成功考编上岸。而另一名青年作家刘雪婷（笔名淡豹）名列第四，遗憾落选，留给她的，或许是：再战一年。

”

与班宇的影视剧爆火不同，陈春成是豆瓣文艺青年推火的。他早年就是事业编，在泉州一家植物园工作，大有“扫地僧”的气质。陈春成凭借《夜晚的潜水艇》迅速成名，细腻舒坦的笔法，加上浪漫虚幻的想象力，使得他的风格呈现出一种“异质性”，大受热捧。

2021年10月28日，陈春成获得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他说：“每一位作家都应该有一种‘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的意思，我只能这么写，非写不可，非如此写不可。”之后，他就考编了。

在中国，著名作家几乎都是“事业编”。莫言，以前是部队文职，后来又是作协副主席，还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铁凝是现在的中国文联主席，还是中央常委；贾平凹也是作协副主席，还是陕西作协主席；王蒙做过文化部长，享受“人民艺术家”称号；余华、苏童、刘心武、张贤亮、格非、毕飞宇等等，都是作协的副主席、委员等等。

原则上来说，你想成为作家，必须要有作家证；想要有作家证，你就得进作协。因此，班宇们这些当代青年作家，进入文联是很正常的，而且是必经之路。

这个现象的产生，得追溯到上个世纪去。

2 延安文艺

1942年的延安，刚刚经历了一场“整风运动”。紧随其后，就来了一场“文艺为什么”的大讨论。

当年，陕北当地流行一句顺口溜：“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喊妈，美术系不知画啥，文学系写的啥，一满解不下。”

暗指鲁迅艺术学院的“洋包子”，只搞自己的小圈圈，而创作不出为人民群众所欣赏的文艺作品。当时，《解放日报》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艾青的《了解作家 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等，言语之间有些针锋相对。

正如1942年3月12日奚如的《一点意见》所说：“延安文艺界表面上似乎是天下太平的，但彼此在背地里，朋友间，却常常像村姑似的互相诽谤，互相攻击；各自为是，刻骨相轻。显然的，这里存在着许多待解决的问题，如对文学理论的见解、作品的看法，以及作家之间正常的关系，等等。”

不知道谁把这股风刮到了毛教员的耳朵边，开始让他老人家也思考起了这一问题。于是，毛教员发出了100多张粉红色的请柬，邀请了当时延安最有名的作家和艺术家。

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一次会议。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前，毛教员发表了一场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他谈到：

“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讲话完毕，毛教员首先请萧军来谈谈想法，丁玲打圆场说，“萧军是学炮兵的，你先打头炮吧。”萧军是萧红的前夫哥，也是鲁迅的弟子，他站起来直截了当地说：

“红莲、白藕、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也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他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

他拿起大白瓷缸，喝了一口水，又补充道：“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

话音刚落，就受到了胡乔木的反对，他说：“文艺界需要组织，鲁迅当时没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

会后，毛教员请胡乔木到家吃饭，并说了一句：“祝贺开展了斗争。”

5月16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毛教员和朱老总参会，两人都已倾听为主。丁玲在会上做了检讨性发言，称自己还得脱胎换骨地改造；“民众剧团”的负责人柯仲平说，要走通俗化道路；欧阳山尊也表示文艺要为部队、为老百姓服务。

只有萧军依然坚持己见，他说，“你们共产党现在又开文艺座谈会，又整什么‘三风’，将来你们还会整‘四风’‘五风’‘六风’。”毛教员笑而不语。

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朱老总针对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里的“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特别提出——

有人引用李白“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诗句，现在的“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工农兵。马列主义是真理，我在真理面前举双手投降……

三次大谈论之后，才有了毛教员那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特别提出：

“文艺是党领导革命事业的一条重要战线，鉴于抗曰民族战争的需要，文艺应当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他提出了“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点。自此以后，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也有了基本定调。

3 长安文学

公元前800-200年，被哲学家称之为“轴心时代”。因为这一时代，产生了三大文明：中国先秦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

古印度有了释迦摩尼，古希腊有了苏格拉底，中国有了孔子。孔子的时代，出现了百家争鸣。儒家主张“仁政与民本”；法家主张“法制与专制”；道家主张“无为而治”；还有名家、墨家、阴阳家，都讲的是如何治国，本质上就是文化为政治服务。

而且，百家几乎都模糊了一个概念，即“国家”的概念。我们把“国”和“家”等同了，也就有了“为民父母、爱民如子、移孝作忠、家国同构”的基本框架。

周朝是贵族政治，天下诸侯皆我族人；秦汉是以“文法吏和儒生”为主的官僚政治；魏晋南北朝是门阀混乱的士族政治；唐宋元明清，是民间选举的科举官僚政治。

哪一个朝代，我们的文学不是“学而优则仕”，我们的文化人不是追求“衣锦还乡”？

2023年夏天，国产动画片《长安三万里》火了，创下了12亿的票房。电影以高适的视角讲述了李白的一生。

纵使李白写下了很多千古名诗，依然逃不过一生都在“跑官”的宿命。唐朝，富商之子不允许参加科举，李白只能通过举荐入仕。去过成都益州，遍访当地要员；去过荆州襄阳，拜见长史韩朝宗；到过长安。求见过玉真公主……

34岁那年，写下一份自荐信《与韩荆州书》，文笔洋洋洒洒才华横溢，但也难逃溜须拍马之嫌。

开篇就说，“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哪怕不当官，也得见韩朝宗一面。后又写“岂不以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不惜笔墨和赞誉，说韩朝宗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胸襟。

为了一个“事业编”，他也不惜夸张用词：“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德行比天高，才华胜神人。

李白为了仕途，有过四次婚姻，两次当上门女婿，一生未回过家乡。李白都如此，何况后来人呢？

1942年，当时还是剧院场记的于敏，跟随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旁听了毛教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来他在《讲话》的指引下，积极投入到群众中去。

1949年，他编剧的电影《桥》问世，一举拿下新中国电影史上4个第一：第一部故事片；第一部“写工农兵，给工农兵看”的人民电影；第一部以工人阶级为主人公的电影；第一部体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电影。

1981年，于敏参与创建了中国电影“金鸡奖”，寓意为“金鸡啼晓”。我记得毛教员有一首词《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里面写道：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雄鸡为我而鸣，天下自此清白。不知道金鸡奖的名字，是不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