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曝光了河北迁西退休老干部马树山举报县委书记被逮捕一案，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1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表示，“对检察机关在此案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强制措施适用、监督履职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要查清事实、准确定责的基础上，按照司法责任制规定，严肃追责。”

应勇还表示，“我们的检察院是人民的检察院，必须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确保检察权为人民行使、让人民满意。”

显然，迁西检察机关并没有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这样的后果将是被“严肃追责”。

但是，这样的案例在各地时有发生。

近期，媒体也曝光了“济南老父亲替儿申冤二年未果”的报道，虽未引起最高检的重视，但是所指出的问题的重点也是在检察机关。为何检察机关总是成为“事件”的焦点？是职责所在，还是职责之外的因素造成的？

2020年10月19日，济南薛某与多年的情人李某暧昧后，报警称遭到强奸。第二天，薛某又去警方求情，称还有感情，不想治其罪。警方经认真调查后，认为李某不构成犯罪，遂出具了不予立案通知书。虽后来薛某因与李某的经济问题没有谈妥而反悔，多次去警方要求再将李某抓起来，但是，此事已经市公安局和市检察院共同研究后，维持了不予立案决定，并出具了“维持不予立案决定书”。也就是说，本次举报的最终结果是不成立的。

于是，薛某就去一个区检察院递交材料，要求检察院监督立案。检察长亲自下楼接待。区检察院按“程序”却要求侦查机关按暴力强奸立案。此事事隔“事发”七个月后，李某又有罪了，给立上案了。检察院要求立案的依据是什么？难道比经办此案的警方还要清楚？业务上比市级两级领导部门还要精湛？

虽然立上了案，但是检察机关并没有对李某采取任何措施，任凭李某这个“暴力犯”在社会上游走，且半年内，对此案也一直未诉。按法律规定，暴力犯罪者对社会有危害，立案后第一时间要把人抓起来，区检察院这样不抓不诉的，程序反常。后来，区检察院又给李某办了个取保候审。在程序上可谓错上加错。

从区检察院的反常表现来看，此案的确很棘手。可能奈于压力之下的不得已而为之。就像迁西检察院一样，县委书记的话是不能不听的。那济南这个区检察院是谁在背后给予压力呢？

此案，终于在市政法委的“协调”下，李某被抓。进而，区检察院进行公诉，法院判决李某犯有强奸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

正如应勇检察长所说，“马树山案教训深刻，全国各级检察机关都要引以为戒、举一反三，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发生。”

从上面检察机关的做法来看，不是“防止此类案件发生”，而是李某被判刑是必然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像济南李某案，人都判了，已经造成了实质性后果的，检察机关该如何处理呢？

1月14日召开的全国检察长会议强调，要用足用好调查核实权，以法律事实最大限度地还原客观事实。依法用好自行补充侦查和退回补充侦查。只有调查核实才能发现、认定、纠正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

济南李某案件审判期间，李某提出初审有诱供逼供嫌疑，不能按笔录作为定罪依据，要求查看同步录音录像，但是，检察院和法院执意不肯提供。按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应在案件调查阶段，须对笔录和同步录音录像做好了调查核实，法院亦是如此。假如没有问题，提供又有何妨？事实上，李某三年刑期都快满了，至今也未给李某及其代理律师提供。

1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表示，检察机关将依法对马树山一案作出不予起诉处理。

无论是马树山案还是济南李某案，不是法律程序问题，而是个别领导干部的严重问题，暴露出来的是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的缺失。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确保领导干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质。同时，要建立健全有效的举报机制，鼓励和支持人民群众勇敢地站出来捍卫正义；司法机关也要勇于自我纠错，进行自省、自查，才能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法律的威严。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构建一个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让权力真正成为服务人民的工具。同时，我们也期待，相关部门能对济南李某案作出一个正确的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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