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这是一位有血性、有思想、有担当的刑警，字里行间都流淌着对公安工作的挚爱、期待、牵挂。此文有点长，敬请耐心看完，警威相信你定有所获。

昨晚在聊天的时候，他说了一句非常给力的话：“我不想要名，但我想引起共鸣···说得伟大点：正因为有着这群正直、善良的人们，才阻止世界进一步坠向黑暗。”

观后如果觉得此文甚好，请转发扩散支持，谢谢！

公安的主业是打击犯罪，而刑警作为公安的拳头部门，站在打击犯罪的最前线，理应是一支用血与火来铸就的钢铁队伍，是最能体现警察智慧、勇敢形象的具体执行人。但近年来，由于各种原因，刑警队伍里已经慢慢看不到曾经意气风发的斗意，看不到舍我其谁的担当，看不到敢为天下先的锐意进取，看不到战至一兵一卒的赤血忠诚。这些最宝贵的品质都到哪里去了？

科技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对各行各业的冲击都是巨大的，公安也不能幸免。但如何在浪潮中永葆刑警本色？笔者浅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现状的问题：

一、自身原因：

1、对高科技的过度依赖

现代社会对高科技的推崇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智能、AI等名词大量充斥着眼球，似乎只要有了科技，就万事大吉，认为科技能解决一切的问题。在这冲击下，对于刑警，最直接的转变，就是把网侦、技侦、视侦、情报中心等摆在了第一位，而且，断崖式地取消了“第二位”。当新科技的技术手段没能直接排查出是哪个嫌疑人、甚至没能提供有效的侦查方向时，就理所当然地认为破案条件不成熟，就心安理得地把案卷束之高阁，几乎放弃了传统的、好的刑事侦察手段，成了高科技下的“智能”刑警、“AI”刑警，只会依照已有的设定程序去机械运行，完全丢掉了人最宝贵的主观能动性，从利用科技为侦查破案服务变成了科技指挥人去侦查破案。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不假，但过于对科技的依赖、甚至是迷信，则会使侦查员逐步丧失了对现场事物的观察能力，对证据逻辑关系的联想能力，对嫌疑人心理分析的审讯能力，最终，丧失了打击犯罪的能力。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2、不愿意学习，满足于现状

在“快手”、“抖音”等软件大行其道的今天，即时满足成了主流消费，人们在快速而廉价的获得感里面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却一无所获，而通过长时间学习才能带来的延迟满足则成了奢侈品。

学习无疑是痛苦的，把未知的东西按自己的认知系统装进脑袋，就算是再感兴趣，时间一长，也不会觉得是件舒服的事情，但这却是进步之必经途径。作为一名合格的刑事警察，需要学习的知识量之庞大、系统之繁杂，没有行业可以出其右。从作案时间对犯罪嫌疑人的归类到作案工具对地域性犯罪制造业的分析，从现场遗留的微量物证判断嫌疑人从何处过来来到嫌疑人讲话时眼睛习惯往左上瞟代表了什么意思，从嫌疑人咬烟头体现了什么心理状态到依据坠楼地点分析是自杀还是他杀等等，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作为一名刑警，有什么理由可以懈怠呢？但现状却是：没有人再愿意去做花费大量时间学习却不一定能出成果的“傻子”，并且自我安慰：与其苦着是一天，不如快乐也是一天？于是，案卷放桌面，低头玩手机便成了新常态。

即时满足与延迟满足孰是孰非，学术界也没个定论，但却在现实中看到任志强打“飞的”去参加读书会，在《人民的名义》剧中看到赵东来局长去参加读书会，在《毛主席语录》中看到“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我想，多读书、多学习，终归不是一件坏事情。

3、从缺少沟通交流到不会沟通交流

近十五、二十年来，中国社会上最成功的两件事，当属网络和房地产。网络让人可以不见面就能交流信息，而房地产则用钢筋水泥让人实现了不用见面。以前的生活模式是工作和生活都在一个大院，交流主要靠面对面，集合人马，吼一嗓子就行。现在的生活模式则是上班集结，下班分飞，连面对面坐着都是用手机发信息来聊天，完全没有了感性交流。由于缺少系统性的归类、分析、总结、表达训练，慢慢地，不想说、不敢说、不会说就突显出来了，既说不出自己的心得，也没能力把别人的经验转化为自己的知识，只有报告、报表的上传下达。不得不说这是一种缺失。

语言交流，是人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于办案而言，八大类证据中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都属于语言部分，都需要办案人员根据案件的进展情况、交流对象的不同去组织语言，更多时候需要侦查员当场调整思路，更改语气、话语与对方交流，然后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证据。这些能力不是凭空而来，需要平时大量的思维和语言组织能力训练。由于这方面的缺乏，现在有些同志和群众交流、去寻找证人都是直奔核心问题：“对于刚才发生的**案，你看到了什么？”粗暴点甚至还带有语言威胁：“你都在现场旁边，怎么可能看不到？你看到了而不作证，这可是等同于包庇。”虽说《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中都规定公民有作证的义务，但都只是停留在法律精神、口号层面，缺乏具体惩罚性条文的约束，几乎没什么作用，老百姓也不吃你这套。用这种办法能让群众直接告诉你证据的，通常只会出现在电影场景里，这和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只会硬梆梆地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出一辙。1+1=2是没有错，但只会1+1=2，那就说明你的水平低下了。你以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自居，可对于关己之事还没出现的老百姓来说，你和路人甲没什么区别。

二、外部环境原因

1、一团和气的“和谐社会”，

人际关系是中国社会的一大学问，但别有用心的人总是能够把好经念歪，把没有原则的一团和气、把处处不得罪人的“老好人”看成是良好人际关系的表现，据理力争则成了“不知好歹”、“不会做人”的异类分子而加以排斥。

认知偏差和思维盲区是客观存在的，只要不违反大的原则，思想的交锋碰撞本就是个人和个人、个人和集体交流的一种方式，这对集体的整体进步、对个人的查漏补缺，都是极其重要的一环。欢迎还来不及，哪有推出门的道理？不管是《后汉》中 的“朝廷广开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贷”，还是成语中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不管是《管子·君臣上》中的“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还是毛主席的“言者无罪，闻者足诫”，都说明了让每个人有充分发表意见机会的重要性。

上层负责决策，下层负责执行与反馈。当健康的反馈声音没有了，只报喜不报忧，到处一片“祥和盛世”，让上层看不到下面的真实情况，最终只会误导了上层的判断。马云说好的生意不应该、也不可能靠喝酒喝得出来，同理，好的人际关系，也不应该由和稀泥的方法得到。当然，公安工作有保密的要求，但统一口径的做法只适用于对外宣传，对内，应鼓励百家争鸣。

2、主办和配侦的主次不分

任何事情都有主次之分，也必须要有主次之分，否则就不知道轻与重，不知道先干什么后干什么。而现实中的情况却是山头林立，各自为王，没有在大局上树立全局一盘棋的思想，各自打着自己的小九九。在刑侦打击业务上，主办方理应是刑侦大队，而配侦一般由各个信息情报部门组成，如网安、技侦、情报中心等。但在实践中，有些部门、有些同志个人代入感太强，没有考虑到业务分工的主次问题，而是“你和我平级，为什么我要服从你？”的抵触思想、“咱俩的分管局领导不同，我说了也不算，还是交由局领导层面去协调、沟通吧。”的推诿思想和“资源在我手里掌握着，我爱给谁便给谁。”的任性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于是便出现了为工作问题求爷爷告奶奶的现象。本来是为了工作而毫无个人私心的信息传递，变成了需要看个人人际关系是否良好才能得来信息宝贝。

既然“得”是来之不易了，那“给”的那方更是拥兵自重了。把组织赋予的岗位职能当成了完全是个人能力体现的舞台，给不给信息看对方与自己是否关系良好，什么时候给信息更看自己心情是否良好。各县区、各单位为了取得成绩，必定会耗费大量精力去和配侦部门搞好关系，以求能在工作中得到倾斜照顾。如此一来，政治生态污染了，工作效率也降低了，实在是得不偿失。

3、避重就轻，对公安主业的选择性无视

现在是绩效论英雄的时代，刑警大队不光承担着本大队的打击业务，也联系着分局的刑侦绩效，对负责有刑侦绩效分工的其他各部门有着指导、督促的责任，其他负责有刑侦绩效的部门不动，光刑警一家也没办法使整个分局的刑侦绩效有大幅提升。公安业务众多，每个领导分管不同，各个有着联系绩效的部门下去指导、督促的时候，都会说自己分管的业务重要，但要是都重要了，还有重要之分吗？像比赛一样，都第一名了，还有第一名吗？第一名还有意义吗？不管是理论上定义的“打击犯罪是公安的主业”还是实践中绩效分数刑侦工作占了大头，都说明了刑侦工作应是公安工作的重中之重。但在现实中，由于刑侦工作的棘手，虽然占着大头的绩效分，虽然挂着主业的头衔，却依然没能引起众多一把手的重视，最典型的当属基层战斗堡垒--派出所。

众所周知，派出所是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一个小小的派出所，几乎对接了公安所有的部门和业务。人手少、经费缺，这是老大难问题，考核杂、检查多，这也是客观存在的现象，但再难，主次问题还是要先捋清吧。基于现在考核看的是总分，只要总分不低，就不会受到问责，按照人的趋利避害本能，哪里容易就做哪里，哪些容易得分就做哪些，至于那些难的、有对抗成分的、甚至一个不好会引起犯错误的，就避退三舍吧。

打击犯罪是公安的主业，可惜，只停留在了定义里和分数分配上，没能体现在具体的考核中，造成了负有打击职能的派出所对主业的选择性无视。

针对以上所说的问题，该如何找回丢失的刑警本色？笔者粗陋谈几点意见。

一、用经历来解决感情构成问题

看着墓碑上那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你不会产生感情，除非你是来认祖归宗的海外游子。虽然理性上告诉你这名字是你的祖辈，与你有着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但你的生活他不曾参与，他的时间你未曾陪伴，感性上始终无法产生感情。反之，由陌生人组成的战友情却被定性为人间至情。原因何在？就是经历在起作用，并且是共患难的经历在起着主要作用，安逸的经历在其中起的作用则微乎其微。长期的作战、训练和执行其它艰巨复杂任务过程中，战友间彼此互相帮助，一起守护对方的生命，这种情况下，人最无私，也最容易产生真挚的感情，这就是共患难经历的作用。

现在是和平年代，没有战争的影响，公安机关也没有部队的训练要求，生活过得舒适而安逸，除了编制和工作地点外，根本就看不出队伍是一个整体。既然共患难是产生真挚感情的必备条件，按照铁人王进喜所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大可以用制度来塑造患难，借以强制产生感情。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是圣人，这需要太高的教育、太深的觉悟和太复杂的炼造过程，是一道靠人性本能很难迈进的窄门。于一般人而言，只要做工的方式和方向对了，不论是人工用手擀出来的面还是用机器做出来的面，都能得出一碗好的面条来。

二、用集中学习、训练来解决正确对待荣誉的问题

现在的社会风气每况日下，被金钱至上、工作只是混日子等消极思想严重侵蚀的人不在少数。每当领导要求严格点，总会有人抱怨：“差不多得了，这认真干嘛？真把职业当事业，以为当官能当一辈子？”每当身边的同志得到上级的肯定，得到荣誉、奖励时，也看不到曾经、应该出现的个人的激动、同事的羡慕与祝福，相反地，一种阴阳怪气的声音却传了出来：“人家和领导关系好，内定的。”、“人家有钱可送，咱穷人没钱送，有啥可竞争的？”面对这种歪风斜气，再开会、再强调，效果都不大。什么原因？认知、感情都属于思想范畴，看似飘渺，却脱离不了意识需要物质基础的规律。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但这对于一名需要海量知识的刑警来说，无疑是不适用的。虽说和知识死嗑不是刑警的宿命，但至少也应该成为刑警的一种精神。刑警应该具备多少知识储备？这个问题没人能给出答案。抛开专业的法律知识不提，别人用来玩票的摄影，刑警则有刑事影像专业学科；渔民用尝海水咸淡来判断可能出现什么海产品集群的生活经验，刑警则要研究海域内生物的不同而可能对尸体产生的影响；医学上能靠血液的鲜红程度判断是动脉血或静脉血，刑警则要研究现场血迹分布的不同来判断被害人受伤部位甚至嫌疑人作案过程；生物学有研究动物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刑警则要利用尸体上的幼虫成熟阶段判断死亡时间。从这点上来说，刑警和相声演员高度相似，肚子都得是杂货铺，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刑警的老师。

警察的主业虽是执法，但在工作中来来去去常使用的条文就那么几十条，把整本法律背下来既不现实，也没这必要。就像没人会为了常用的三、五千字而去背整本的康熙字典。既然刑警需要的知识面这么广，不妨营造一个宽松的学习环境，只要感兴趣，就鼓励去学，而不是只框限在法律条文上，更不用套上不务正业来搞“政治审查”。记得早年前读过一篇杂文，作者去某个大学里旅游，最大的感受就是学校里的走廊。走廊里没有名贵的花木，没有大师的真迹，只有一块一块的木板相连接。木板下放有纸、笔和图钉，学生、老师有什么了什么想法，或是有什么问题需要印证，可以随手写下来钉在木板上，原始的信息共享就是这样开始萌芽，思想交锋在这里碰撞出了火花。而现在的墙上，贴的都是如悼词般的各种心得体会，严肃有余，活泼不足。

只要是人，就会有展现自我的欲望。通过学习，肚子里有了货，那就要给他倒出来的机会，交流就水到渠成了。定期一或两个月来个内部交流会，每个人都要对自己近段时间所学作个简短的汇报，学校都还有个定期测验咧，这好的经验怎能丢掉。当然，有些同志不擅长于说，就像查良庸先生被倪匡说得哑口无言，却能一封信就让倪匡哭着来道歉那样，可以让他写、让他画，都没问题。只要能让个体从被逼着表达到愿意表达，至于是什么形式，不太重要。队伍有了活力，就能可持续发展，剩下的问题就好办了。“在发展中去解决发展的问题”，对于国家如此，对于一支队伍，也是如此。

三、突出打击为主业

紧紧围绕打击犯罪是公安主业的命题，突显打击犯罪在公安工作中的地位。用一票否决来给打击业务划红线，负有打击任务的单位，主业不完成，不管你其他工作做得再好，直接一票否决，一概不计分值，堵死投机取巧的漏洞，毕竟，主业上不去，副业弄得再好也是花架子。

一切从打击工作出发，不让级别这个生活待遇上的问题影响了打击工作程序上的问题，明确主、配侦的地位，理顺主、配侦的关系，制定适合主、配侦考核的机制，使主、配之间既不用抢功，又能形成有效合力。

四、最后一点不成意见的意见：尊重人才，甘陪末座，C位并不体现在座位上

1901年，慈禧太后66岁生日，袁世凯送上了一辆汽车。慈禧太后却因为司机在她前面并且还是坐着而大发脾气，于是，有了史上第一位跪着开车的驾驶员。
1949年，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共代表在中南海合影，已经位居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却选择坐在了最边上。